光绪帝诏定国是。帝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

对于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与诸宠臣的阴谋策划，光绪帝毫无知觉，忠厚性直的翁同龢更是蒙在鼓里。恭亲王奕病逝后，朝政多由翁同龢主持，君臣二人便策划速行变法，并拟先开办京师大学堂。康有为乘此良机，迅即为御史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继而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请明定国是疏》。杨、徐两折上奏后，光绪帝即恭请慈禧太后慈览，请求变法非行不可。慈禧太后在对日战败后，不是不想民富国强，只是不敢放手让光绪帝去变法；览折后，便召庆亲王奕匡和荣禄等宠臣策谋，得知二人也不大相信光绪帝能变法新政，便说：“只要不是任性乱为，事情可由皇帝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匡与荣禄回府后，在朝对时便将慈禧太后的意旨告诉光绪帝，说：“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帝闻此言，大喜过望，即令翁同龢代拟变法谕旨，立意变法。翁同龢领旨后连夜着手草拟变法诏书，拟定后即于次日送呈光绪帝。光绪帝阅览后，因前有奕匡传言太后不阻自己变法，便未将变法诏书送慈禧太后懿览，即在当天早朝时直接颁发了。其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古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中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骑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帝诏定国是的这一天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即在颐和园中召奕匡、荣禄、刚毅密谋：“皇上近日任性乱为，今天下明定国是之诏也不送我看了，这成何体统？要紧处你们当该阻拦。”

荣禄怒气冲冲地对答说：“皇上天性，无人敢拦。”

刚毅则伏地哭诉道：“奴才婉谏，屡遭斥责。”

慈禧太后又问道：“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同你们商量？”

荣禄说：“圣上只近宠常熟，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上意旨。”

刚毅亦说：“皇上偏听常熟之言，还请皇太后多加训劝皇上。”

这时慈禧太后以目视奕匡：“庆王，皇帝办事与你还是商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