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也说：“我本主张开议院，但恐朝中旧臣反对，只能作空想。还是康公说得有理，因时制宜，先请开懋勤殿。”

杨锐、刘光第对开懋勤殿之议则未置可否。尤其是杨锐，他见光绪帝革礼部六堂官职后，朝中旧臣颇有自危之感。一些大臣已上书皇上，奏谏变法不可操之过激，不可为康有为所误。他本来想把这些告诉康有为，但话到口边，终归什么也未说出来。酒后，杨锐邀林旭至自己的寓所，规劝道：“尊师康有为虽是济世之才，但你不可追随太紧。依愚之见，照此下去必定会致党祸。”林旭听后，觉得形势确也不是很妙，亦默然不欢。

次日入值时，杨锐闻知光绪帝颁谕着李鸿章、敬信均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并命礼部尚书裕禄接任，一种不良的预感袭上心头。他不禁叹道：“我等凶讯不远了。”

于是他急匆匆地外出，至南海会馆找康有为，相告说：“皇上势力太孤，而黜废大臣太多，变法太急，必生后患，宜急为皇上策划护卫。”

康有为则慰劝道：“弟大可不必担忧此事，我早为皇上想到了，小站新军督练袁世凯届时可独当大任。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等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

杨锐说：“公可曾虑，袁世凯与荣禄关系至密，恐其为荣禄所用，不肯相从勤王。”

康有为胸有成竹地说：“此事尽可放心。半月前我派徐仁禄去小站试探过袁，情形尚好，现正具折奏请皇上重用他。”接着，康有为又把徐仁禄到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情形细说了一遍：“徐仁禄是徐致靖之侄，我的亲信弟子。他奉我之命去小站，明是拜访徐世昌，暗是为拉拢袁世凯，在袁世凯与荣禄之间施反间计。及至军营，袁世凯对他十分热情，还让他一齐观看军队操练。看操时，袁世凯极力推崇我和他的叔父徐致靖，并赞我有悲天悯人之心，是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后来乘机用话激他说：‘康公曾屡次上折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与荣禄为何不洽？’袁世凯听了此言，对荣禄遂生憎恨之意，恍然有悟地说：‘昔翁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说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总不肯增。’当徐仁禄告之袁世凯，只要效忠皇上，维护新法，前程无量；袁世凯即向他表示：忠君报国，死而无憾。”

杨锐听了康有为这番解说，也认为将来可以依靠袁世凯勤王，故稍觉宽心。不过他还是向康有为献疑说：“公务要记得，袁世凯是受荣禄的重用才官至新军督办的。据我所知，袁世凯是城府极深的人，他在徐仁禄面前耍两面手法，亦未可知。他对徐仁禄热情，是因公等掌握了属草上谕之权。他若博得公的好感，在超擢用人之际即可平步青云。”

康有为会心一笑，说：“兄似不必过虑。徐仁禄小站访袁归来告我情形后，我即以为袁世凯将来可担大任。”

杨锐告辞后，康有为又专下心来，在汗漫舫草属《列国政要比较表》。自光绪帝诏定国是以来，康有为除策议上奏献策外，还废寝忘餐地埋头着述，以极快的速度编写出了《法国变政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英国变政记》、《德国变政记》等书，以进呈光绪帝览观，用以启沃圣心。但写着写着，杨锐来访时焦急的面容不时浮现在脑中，令他心境难平：是啊，皇上变法而手无一兵，这着实令人焦虑。尤其是在颐和园等候召见时，荣禄那藏有杀机的凶狠目光令他一直不安。康有为想到这里，便起身离开书案，走出汗漫舫，找梁启超议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