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的改革

苏我氏的权柄，并未因推古女王的即位而更加稳如泰山，推古女王根本不买亲舅舅苏我马子的帐。据说苏我马子曾经请求受赐葛城的?地，但是女王推托说：“我是苏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从来晚上提出的不会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不会拖到天黑，总会尽快办理。但此次舅舅的请求太过分了，如果今天无故割取县邑下赐，后代国王必会骂我是愚痴妇人君临天下！”婉拒了苏我马子的无理要求。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册封用明大王的遗子厩户为东宫（太子），同时授予他“摄政”的头衔，用意大概是想分夺苏我氏的权柄吧。这位厩户王子素有贤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国尊王大一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理想和苏我马子是殊途同归的。然而马子只知道擅权，厩户却希望?根本上改革旧制，建立全新的国家体系——后世尊称厩户王子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中国终于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起强大的隋朝。太子有感于此，派人西行考察隋朝的政治制度，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以天皇（大王）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位（官僚体制的滥觞）、制定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和编纂史书，等等。

先说制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和小智，这东东始于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只是授予贵族的荣?头衔，是想在臣、连等氏姓外，另造一种以才能、功绩为重，而不以氏族大小为重的贵族体系，并逐渐将其转化为官僚体系——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等贵族。

同年还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学思想，鼓吹三纲和五常。《宪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它更象一本思想品德教科书，给倭国人灌输“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圣德太子知道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旧氏姓势力依然庞大，无法一朝扫尽，只好先“教化”他们，先树立拥王的道德准则，等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全新的制度。

不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终究并不完全符合倭国的国情，此后屡经扭曲和利用，日本之儒和中国之儒早就大相径庭了。况且儒家思想并不容易那么快就深入人心，圣德太子在思想领域对变革所作的准备，最成功的还是崇佛。尊崇佛教，为的是宣扬众生平等和因果报应，一方面削弱人民的反抗，另方面也藉此打破旧的等级制度，结束等级森严的氏姓奴隶制。

圣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国学的，所以他多次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日邦交，以从大陆学习更多的先进文化。607年，小野妹子初次使隋，所携带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二度使隋，国书中却变了称号，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最早的日本君主称“天皇”的记载，大概大和朝廷想要和隋朝平等建交，觉得中国君主称“皇帝”，而大和君主才称“大王”，实在也太丢面子了。

还有一种说法，即日本君主自称天皇，要在唐高宗上元元年也即公元674年以后。我们知道，唐高宗曾经自称天皇，他的皇后武则天则称天后，两主共同临朝执政。日本的所谓“天皇”，很可能是直接从唐高宗那里搬去的，史料记载中将此事提前到608年，乃是怕抄袭的马脚被后人揭穿。

拉回来说圣德太子的改革，本是其后“大化改新”的滥觞和准备，他在物质领域基本上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精神领域却开教化之先，为其后更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后的改革者为了这个理论基础，也把圣德太子捧得高高的，推崇为圣人，然而事实上，权臣当道的时代，哪有圣人立朝的可能？

从六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一直到645年大化改新，这一百年间的文化被称为“飞鸟文化”——因为当时大和朝廷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区。飞鸟文化佛教味道非常浓厚，这是和掌权的苏我氏族，以及圣德太子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也是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期。

圣德太子的改?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时部民制逐渐崩溃，贵族们大量兼并田地，出租给百姓耕种，大量部民转化为农奴或佃农。苏我氏在宗教改革方面，曾经是具有先进性的，然而他们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却不希望变革同时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转过头来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擅权不怕、跋扈不怕，但如果想要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那就只有覆灭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