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tu”（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3世纪）属同一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持续地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一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状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公元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量出土。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有大量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