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让列宁同志先走！”

我只好给常聚的几个人一一打电话：“鄙人粪口喷人那天，具体地址是在哪儿啊？”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发小坏笑着说：“你是不是连喷了谁都忘了？”“肯定挑了个尖果儿吧？”那人往下流的方向引申：“那肯定，这是你的本能——过去就特喜欢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伺机往年轻女性身上刷糨糊。”“别拿你们报纸法制版上的案例往我身上套。”我笑骂，“当年在澡堂子里，一泡尿扫射了一排小姑娘的人不是你么？幼儿园阿姨都管你叫流氓犯。要不是年龄不够，严打运动中第一拨发配新疆的就有你。”

按照记者“马流氓”的指引，我赶到中关村的“俏江南”餐厅附近，在立交桥底下的停车场找到了车。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没有回京，也没人管我收停车费。看看蓝色铁牌上的收费标准，我在心里做了个乘法，然后窃喜着到单位点卯。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第一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俩石狮子。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仁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我到这儿“上班”之后，才发现话剧票务并不像B哥所吹嘘的那样赚钱，只好急吼吼地转型，想干赚钱的领域；但几个出资方一家一个主意，调和到后来，就成了眼下这种什么都干、却又等于什么都没干的局面——广告倒是没少打，只是回报甚微。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最有操守的人。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

因为很久没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之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风啊你？”“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第一，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他们问了应聘者几个浮皮潦草的问题：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当没当过学生干部？然后又让每个人进行了一小段英语会话。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致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这就完了？”我咽下一口咖啡问他们。一个家伙若有省悟地哈哈一笑，宣布：“下面是业务方面的面试，由评论部的赵小提负责。赵小提先生是知名的媒体人，我们网站每周都有他的时事评论……”

我作惭愧状，看着他们离开后，扭过头来兴致勃勃地和应聘者闲扯。那个男生极力强调自己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还是团委副书记，“参与筹备过很多重大活动”，其中居然包括举世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幕式”。他一定亲手派发过很多盒饭，并和100多个大腕儿合过影。

“那您来我们这儿真是屈才了。”我把他晾在一边，去看那两个姑娘，“你们呢，都有什么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