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昰应不得不交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隐操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