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山、丰岛海陆两次败绩，使得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在朝廷内遭到猛烈抨击。统率北洋淮系海陆军的李鸿章虽然有宰相的尊称，然而清代沿袭明制，实际并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高等枢密机构是军机处，所谓宰相不过是虚名而已。李鸿章的职务仅是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则职权仅限于直隶一省，属于地方官员。驻地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名义上无法直接参与中央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此刻对李鸿章北洋海陆军队进行抨击的，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不同于今天人们对党派的理解，清流党实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视为敌寇的洋务浊流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派力量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传统科举出仕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倘若有官员主张对外妥协，则通常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甚而被诋毁为汉奸。

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在清流眼中这显然是一种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　为领袖的清流党，背后倚仗光绪帝，早就对经手洋务、多与外国人交涉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海陆初战皆告败北，清流派即对战局的不利大感愤怒，认定原因是李鸿章心存畏葸、调度无方、用人不当，各种弹劾、奏参犹如潮水般涌向李鸿章和淮系海陆军。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以开战上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以驻扎在北洋海防线上的淮系海陆军作为与日军作战的主力，由李鸿章直接负责指挥、调遣，而其他各省则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任务，大都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以北洋一隅搏日本一国的奇特局面。

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估计装备近代化的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实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偶然遭遇挫折，也有可能凭着兵力、装备方面的优势扳回局面。而中国北洋海军虽然训练较佳，然而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的战略布署，就在这一自我实力判断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