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21]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2]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完成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义务，知照日本后就不会旁生枝节。

但是，就在照会发出后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后，很快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至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但仍故作镇定，回电汪凤藻加以抚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23]

实际上，6月1日郑永邦从袁世凯口中得知清政府有意派兵后，日本政府就已经计划将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预先准备了。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的兵力进入朝鲜，同时命令海军常备舰队舰只向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3日，朝鲜政府正式发出向中国求援的文件。4日，杉村濬从朝鲜发回报告，“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鲜政府已就请求援兵一事发出公文……据我推测，援兵可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即将由威海卫派来，对此，我政府是否也要立即出兵。”日本政府遂下定战争决心，为适应战时指挥需要，于5日在广岛成立战时大本营。6日，当中国公使递送照会时，驻扎在广岛的日军混成旅团已经在集结中。

和日方设计缜密、环环相扣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东学党事变开始，为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藩属控制、积极促成朝鲜向中国乞援的袁世凯，对日本将会就此事有何反应，完全没有考虑。而连朝鲜国内事态发展动向、形势判断都完全得自袁世凯的李鸿章，更是两眼漆黑。

在由李鸿章转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将要带领武装警察返回朝鲜的消息之后，正在为中国军队已经出发赴朝而欢欣鼓舞的袁世凯，这时才感觉到一丝不妙，流露出“大鸟来，虑生事”的担忧。紧接着，6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日本遵照《天津条约》的约定，也将派兵进入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会驻日公使汪凤藻，对中国派兵照会中提及的“天朝保护属邦”等文字内容表示异议，认为中朝间的所谓藩属关系不被国际法承认，朝鲜属于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