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的袁世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对日交涉中输给了日本人，也不愿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看到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淮系日薄西山，且又对李鸿章将自己重又派上前线的举动感到不满，借着叔父袁保龄曾是清流领袖李鸿藻门生的关系，私下里悄悄投向清流，寻找其他升迁的道路。

对袁世凯在朝的表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回忆往事，曾不无愤然地说到：

“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袁世凯与商谈签订中日1885年《天津条约》的吴大瀓是亲家）无乃太疏！”[45]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