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