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

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从小受师傅翁同　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

7月16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言官们连日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严辞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2]清廷已不容许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而直接催逼着李鸿章快快把北洋的军队全部送上前线，准备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