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其他军队的报告里，后路转运的纷乱情况可见一斑。后路转运队，一般使用出国前自行携带的车辆，由于朝鲜境内土地贫瘠，骡马缺乏草料喂养，只能从边境城市和朝鲜就地雇牛和民夫帮助，7头牛拉一辆车，每天要支付2两5钱。[15]由义州通向平壤地势崎岖，且只有土路，各军运输队在一处拥挤，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牛车行进本就缓慢，由此更显滞涩。奉军有一次冒险改走水路，从义州将军粮装上木船，沿近海驶进大同江，耗费了8天时间，左宝贵都觉得较陆路便利得多。[16]

感觉到这种后勤状况既效率低下，又分散各军兵力，牵扯统兵大将的精力，李鸿章于8月底致电左宝贵等，提出各军后勤运输应该统一，集中购买2400头牛，按照驿站的模式，从义州至平壤沿途设立12站，流水接递运输，所用人员由兵力最多的盛军派出。然而正值秋收，朝鲜百姓不愿帮助军队运输，淮军大管家盛宣怀协调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统一后勤的构思仍然是空谈。

中国军队中并没有近代化的参谋部、司令部机构设置，所有的事务不分巨细，都要汇总到统兵大将一人来处理，尽管随行人员中会有一些师爷、幕友帮办，但这些人的知识积累面对复杂的行军、作战事务，能否适应，是个极大的问号。

除去令人揪心的后勤，装备问题也是左宝贵极为操心的事情。相比驻防直隶和旅顺、大连的淮军、毅军，关外奉军因为地方财力不丰，装备稍显落后。临行前，李鸿章曾答应设法从上海筹措毛瑟枪1200支、子弹20万发给奉军，加强战力。[17]但当时很多省份都在新募军队，军械需求急迫，盛宣怀私下将这批枪械卖给了台湾巡抚，“本存上海，因钧电未定，已为台湾买去”。[18]几经周折，李鸿章才从旅顺的军械库存中竭力匀拨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枪、10万发子弹交给奉军。[19]考虑到赴朝奉军的重火器只装备有2门加特林机关炮和6门小行营炮，李鸿章又另拨给20门新式的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奉军“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数本不甚多，若由所带各营内再分拨炮队，则步队枪兵兵力过分”，左宝贵于是就已经解到的12门行营炮，向盛京将军裕禄申请新募一营炮队，结果在官僚公文、汇报的层层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炮队也没有组成，李鸿章赠与的新式火炮成了装饰品。[20]不过即使这支炮队组成，临时招募的老百姓能否有效操纵近代化的火炮，仍然令人担忧。

平壤地处朝鲜西北方平原地区，东临大同江，有舟桥相通对岸，全城四周围绕高10米、底部宽7米、顶部宽2米的城墙。进驻平壤后，各支清军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平壤城南是清军判断的日军主攻方向，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营头分布防守。而平壤城东北部山峦绵延，地势险要，清军并不懂得近代战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好处，反而认为这一位置易守难攻，在防御线中属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