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称“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其论至当。章氏以为“周官所定乡学，事尽六艺。然大礼犹不下庶人。当时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迹略具于诗书。师氏以教国子，而齐民不与焉。是故编户小氓，欲观旧事，则固闭而无所从受。故传称宦学事师，宦于大夫。明不为贵臣仆隶，则无由识其余绪。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又谓“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渔钓饭牛而兴者乃适遇王伯之君，乘时间起。平世绝矣。斯岂草野之无贤才。由其不习政书，致远恐泥，不足与世卿竞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过技艺之官，草隶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

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孔子之贡献，此殆为最扼要之说明。

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苟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熏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井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孑L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其学术大体取材于旧贵族之典常图史，其设教之对象则大致为贫贱之子弟。章氏所称仲尼荡平阶级之作用，非抑旧贵族而使下侪于皂隶，实乃提升平民而令上跻于贵族也。就此论之，孔子固不失为旧制度之忠臣，亦同时为。平民之益友。孔门弟子多出身微贱，此为一重要之原因。

然以诗书六艺传人以为仕进之具，虽由孔子而盛，其事则不始自孔子。

章炳麟谓“儒有三科”。“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宗师仲尼”，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孔子有“君子儒”、 “小人儒”之区分。孔子未明言二者之所以相异。

然观其斥樊迟问稼为小人，则可推知君子不应图衣食。观其讥弟子之为家臣，则可推知君子当谨出处。盖君子在孔子思想中为品性之名，亦为身份之号。德位兼备，乃为君子之极则。孔门之教，意在以德取位。儒而小人，斯大背设教之宗旨。就此而言，孔子之目的有二：一日化德位两缺之小人为有德无位之君子，二日致有德无位之君子为德位兼备之君子。其理想略似柏拉图之“哲君”。所可惜者，孔子陈义虽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极少。七十子之中有得于“德行”之教者多为高蹈之隐君子。有得于“言语政事”之教者不免干禄躁进，取位鲜出家臣邑宰，尚不如孔子曾至大夫之列。推其失败之故最显著者为历史环境之限制。盖当孔子之时公族虽微，而鲁国政权已移人大夫陪臣之手。欲其破格授位，诚非易事。观孔子自身屡遭谗沮，则其中消息已可窥知。况世卿虽衰，阶级观念依然存在。以力田学稼之细民而置身卿相，或未必为世俗所安。必至风气大变之后， “君子儒”之地位始渐提高。

子夏子思为国君师友，孟子薄齐卿而致仕，孔子之理想乃部分实现。然此重士之风气，实为以大夫僭国之魏文侯所开。子夏亲受孔子“勿为小人儒”之．诫，而竟受其尊养，显已有违夫子之教。其弟子李克复为之尽地力，更蹈“辅桀”之嫌疑。此后以平民致卿相者则“每下愈况”，不特非君子儒，乃多为善战明法、合纵连横之非儒。此皆由于世风之变，已超过孔子最初设教之范围，仁义之言，不能适应七雄之局势也。故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抑又有进者，孔子意在拔平民以上跻贵族，其思想又由“先王”之道陶融以成，故认定封建政治与宗法社会乃其实行成功之必要条件。于是一生言行颇致力于明权位，抑僭侈，重人伦诸端。如私家强盛则谋堕三都，简公遭弑则请讨陈恒。其他类此者不一而足。然而“逝者如斯”，史无停晷。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溃以去，则君子儒不能与游说功利之士争胜，亦势所必至也。上述之推论如尚无大误，则孔子之政治理想虽对封建天下之季世而发，实未尝得一全部实行之机会。其“君子儒”之理想，至为高尚美大。然而上不能令其弟子进于公臣，下又以屈节私家为耻。僭国执政之大夫陪臣，事实上促成门阀阶级之破坏，有助于布衣卿相之出现，而孔子裁抑之。尊降柄移之天子国君，早已不能为行道之主体，而孔子拥护之。此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之精神，乃仲尼所以伟大，亦其所以失败。盖“素王”之立功，实远逊其德言之成绩。若以现代术语明之，则孔子乃伟大之政治思想家而失败之政治改进者。其所以贤于尧舜者正以其无尧舜所已得之位，而立尧舜所未有之学也。专制时代之君臣，虽推尊孔子，表章儒术。其实断章取义，别具私心，存其仁义之言辞，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阶级之宗旨，遗其君子儒之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