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发现满墙都是阿飘。有阿飘“反弹琵琶”，阿飘吹箫，阿飘大跳“飞天舞”等等。怎么看怎么像。

奇了怪了，难道阿飘是从壁画里走出来的仙女？本来我不信“乱力神怪”，此时也双手合十，心里默默念叨：仙女姐姐阿飘，就是全中国人民都变成小偷，我也不干这一行了。

说实在话，小偷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以前我一直处于“组织”的上层，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走了一圈才知道，水深火热呵，同志们！

离开深圳的时候，我乘坐的是软卧车厢，与我同一个包厢的是个医生，白净、戴眼镜，一身“消毒水”的味道。

医生话不多，上车后，他礼貌地点点头，就一头扎床上，逮着本书看，好像是什么“针灸学”之类的。

大约火车刚过东莞，广播喇叭中悠扬的音乐突然中断，传出一个焦急的声音：“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车上发现危重病人，有懂医术的同志请到9号车厢，请到9号车厢。”语气着急得不得了。

一开始，我以为医生是个书呆子，没怎么理他。想不到听到广播声，他马上来了精神，书一放，哧溜窜了出去。

几个小时后，医生拖着疲惫的步履回来，一屁股坐床上，脸憋得通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怎么着？不是去看病吗？怎么医出气来了。”我问道。

医生听我这会儿还和他开玩笑，白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说：“病好医人心难医。”

原来，医生看的病人是个留美学生，五年来第一次回国探亲；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留学生很少回国探亲，原因是需要一大笔路费。尤其是这位留美学生，老家在贫困的大别山区，回一趟家更是不容易，路费全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个个盘子洗出来的。

此番回国，他带回自己所有的积蓄，大约5000美元左右。一部分用来做返程路费，另一部分供弟弟妹妹读书。

结果可想而知，从香港来到深圳，再从深圳回老家，是个多么危险的旅程，上车不久，钱就被偷走了。留学生发现之后，一口痰卡在喉咙里，当场昏倒，人事不醒。

还有一次是在湖北孝感，我所住的宾馆楼下有个摆摊卖米酒的，吆喝声诱人：“孝感米酒，天下少有，一喝难回头。”

那意思就像景阳岗上高挂的酒幡：“三碗不过岗。”摆明了欺负“嗜酒阶层”。咱什么酒没喝过？一半不服气，一半抵不住诱惑，我便下楼喝了两碗。

乳白色的米酒，上面飘着一层蛋花，果然名不虚传。

喝完一碗，再来一碗，乐得老板小眼睛眯成缝，直夸我：“客官好酒量，再来两碗？”只管赚银子，一点职业道德也没有，也不管人家等会儿打不打虎。

正喝得高兴，远远的走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喇叭，走两步，站在那儿一挺肚子，对着喇叭喊：“小偷，我□你□□。”内容淫秽，涉及上辈女性。

当时，我一听，心里直翻腾，被他一骂，酒便喝不下去了，面红耳赤地问：“什么人？”心里琢磨是打虎还是打他。

酒摊老板道：“别理他，是邓老头犯神经病。”接着说出一段故事：

邓老头的女儿女婿在深圳开饭馆，生意红红火火，每年都能挣十万八万。

有一年，老邓到深圳看女儿女婿，住了半个月。临回家的时候，小两口塞给他一个鼓囊囊的纸包说：“这是5万块，帮我们把旧房子翻盖一下，等挣足了钱，我们再回家孝敬双亲。”

邓老头一辈子也没摸过这么多钱，心里挺高兴，可是又担心路上丢了，说：“不如寄回家。”

女儿女婿一撇嘴：“这么点钱，省得麻烦。”

邓老头一想也是，寄回家又要花汇费，又要专门到城里取，太麻烦。于是，便藏在随身携带的塑料编织袋里，还特意穿上一身破烂衣服，打扮得像要饭的。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从深圳到武汉到孝感，需要三十多个小时。怕他太劳累，女儿女婿还特意买了卧铺。

错就错在这张卧铺票上。你想，一个要饭的老头坐卧铺，那是什么感觉？别人看他的眼神，肯定也是怪怪的。

最有意思的是，偏偏车厢里有个小伙子，特别爱开玩笑，逗他说：“大爷，你是乔装打扮的李嘉诚吧？这年头有钱人出门都这打扮，个个身上带着巨款。”

老头赶紧说：“没有没有，俺带的是存折。”将手里的编织袋捂得紧紧的，一刻也不动地方，晚上也不睡觉，瞪着眼睛，惟恐遭小偷。

他的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年纪大，没休息好，还没等到孝感，精神就崩溃了，看谁都像小偷。见人就下跪：“求求你，俺带的是存折，千万别偷。”

结果，他女儿女婿给的钱也没翻盖房子，全花进医院了。

听了邓老头的故事，再看他手拿大喇叭，挺肚子叫骂的模样，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脑海里突然出现《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再联想起人们捉住小偷之后，手脚齐上，一番爆打的场面，更是不寒而栗。

阿飘，我悔过了，再也不偷了！我在心里默默念叨。不过，念叨归念叨，从敦煌出来不久，我就违背了誓言，又一次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