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美日两国正在打仗,往往在战争中很容易诅咒和痛骂敌军,但要真正了解敌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这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会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正值”,即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也就是不利条件来看待。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本身,我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与在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人的特点。那么,日本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看看日本的将领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在战争中他们把什么视为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我无法亲眼目睹他们作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当时唯一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直接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我想,这种启示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其他的社会学家多是通过采用分析图书文献、历史事件、统计资料,及日文的报纸来从事日本研究的。但我深为确信,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更多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从生活在那种文化的人开始研究,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
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不去查阅资料,也不意味着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初见成效。这些优势是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文献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实在让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吧。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习而不察、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剖析自己的。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自己不太理解的东西。比如我要怎样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罗列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咆哮不止,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听之任之?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幅画卷的症结何在?”“要彻底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了解什么?”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影片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看过后我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的迷惑不解时,他们却不会如此。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就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褒奖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益更多。但他们所透露出的规范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普通老百姓)本身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也无非是重复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名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仅如此的话,那他是不可能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的。正是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正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特质,他们才有可能在进行一段认真的研究后,在这个人才辈出的人文领域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