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一般被称为“庶民”，而武士则不同，它不属于“庶民”，并且与庶民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武士的佩刀不单单是起装饰的作用，同时它还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他们可以对平民使用佩刀，这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传统了。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逊的平民，应立刻被斩。”⑥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之上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直接听命于大名，归大名直接统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随着形势的变化，两个阶级之间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种沟通本身并不是封建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再只是与刀剑为伴，他们还日益成为藩主的理财专家和精通古典能乐、茶道等各种风雅艺术的人。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两百年漫长的和平时间里，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农民不应受到武士的欺辱、虽然政府每年都征收沉重的赋税、并对他们的生活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但他们还是有些安全保障的。比如，农民对农田拥有所有权，而在日本，有土地就意味着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条法律并不是要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珍视这种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农民阶层就向阿特拉斯⑦一样，他们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这其中包括将军府官员、大名府官员以及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上缴给大名。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时代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赋税则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动役和无偿服务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一个亚洲国家的人口能基本保持不变，这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对两者实行斯巴达式的严格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下属与上级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力及位置。如果这些原则遭到破坏的话，最贫困的阶级就会进行反抗。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不下一千次。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累增的赋税。在实在无法忍受的状况下，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程序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愿书，然后递呈给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判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会立刻开始着手调查，并很快宣判，并且判决结果有一半是对农民有利的。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上访事件的看法却是：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意见的重视也是可取的。但是，日本人对法律和秩序的服从程度还是差强人意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应该一同受刑。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立碑，奉他们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每个藩中，大名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因而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行政职责就是控制大名，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各个大名之间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⑧不得到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联姻，以防止导致任何政治联盟的危险。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另外，将军不时还会派出一些密探来了解各地大名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一藩主的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巨额的土木建筑工程，以此来消耗他的资金。在各种规定中最出名的一项就是，一年当中，大名必须在京城(江户)住上半年。当自己返回领地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确保了自己的权威，并加强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