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也是印度文化大量侵入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的上流社会生活中。

这就是玄奘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开放和包容精神。这位高僧一生熠熠生辉的事业，无疑渗透了那个时代惊人的力量。

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回到长安，标志着他朝圣之旅的结束，针对这次史诗般的西行，除了佛教徒们的崇敬，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好奇与艳羡。当时追求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不仅在宫廷，也在一般城市居民阶层中广泛流传，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正悄然开启。玄奘的归来在热闹的长安城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一个花了十七年时间，行程五万里，从遥远的印度归来的和尚带来了什么？

玄奘回到长安那天，朱雀大街如同欢庆盛大节日一般的沸腾，几百座寺院的僧尼们将幡帐、幢盖、宝案、宝舆排列在一百五十五米宽的街道两旁，穿戴整齐站在路边以示虔诚，长安城的百姓、官员、外来旅行者倾城而出，涌到从朱雀门到弘福寺几十里的道路两侧瞻仰这位高僧的风采，官府派人在车仗前飞马传令。二十匹马拉着玄奘带回的六百五十七部经书、佛陀舍利和七尊佛像。

玄奘载誉而归，他是公元3世纪以来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中幸运的一个，大多数梦想着取回真经的僧人死在了艰辛的路途。此刻带着印度圣地光芒的玄奘在僧侣们眼中成了佛陀的化身，而他勇敢地战胜茫茫荒野、风暴雨雪、“妖魔鬼怪”，最终完成漫长旅行的壮举，则在普通人心中增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

玄奘西行几个世纪之后，根据他的旅程虚构的小说《西游记》诞生了，唐三藏的名字也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被更广泛地传播，并流传至今。在很多人心中，那个唐朝的大和尚玄奘，就是小说中带着三个奇形怪状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完成西天取经任务的唐僧。

历史中真实的玄奘孤单而执着。当玄奘放弃隐居修行，选择生死未卜的西行之路，后又放弃印度已得到的显赫地位、崇高荣誉，选择回国译经、弘法，他的生命就注定走上了与平常人、平常的僧人，甚至他自己原本的愿望都完全不同的道路。

出发时曾经面临的困境和西行途中的经历使玄奘学到了“不依国主，佛法难兴”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他刚到长安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洛阳的原因，他希望能尽快开始译经。要把六百五十七部经书翻译出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需要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唐太宗的支持。

唐太宗此时正全力以赴地准备东征高丽。公元620年，身为秦王的他率军攻打洛阳王世充时，少林寺的僧人们曾为他立下汗马功劳。而他本人并不看重佛教，认为佛教思想无益于天下，但唐太宗也深知，佛教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从巩固政权的时期开始，他就采取了让在中国本土诞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并容，并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政策。另外，作为一名政治家，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唐太宗掩盖了鲜卑族的出身，称道教创始人李耳是李家王朝的祖先，这就使唐太宗顺理成章地将道教的地位摆在了佛教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