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中国那么大，大事不少，选择哪几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选择的大事，关系到新领导层的“业绩”问题。中国非民主国家，领导层非老百姓所选，领导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对其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认同他们；做不好，人民就很难认同他们。再者，如果领导人做好了大事，合法性高了，权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会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同时，议程选择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议程选择的重要性明确表现在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经济路线已经确定，大方向已经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做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不理性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选择有很大的代价。把台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是要回应台湾内部的变化；但是，一旦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问题就来了。这一选择把所有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最敏感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并且两岸都是如此。这样，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出现了，领导层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边吵吵闹闹，到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选择政治改革更是个错误。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确立，应当说在政治上应该有所动作，来配合经济改革。由于没有政治改革，腐败变得不可遏制，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改革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步已经走了过来。例如俄罗斯，不管怎样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民主构架。而中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闯过去的。9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政治议程的选择有所偏颇，后来的调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问题上，领导层认识到，台湾问题与其说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识驱使领导层把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而非台湾。这种转移是相当有效的，近年来台湾方面也有各种动作，但大陆方面并没有像早些时候那样事事必有激烈的反应。尽管如此，两岸并没有发生像1996年那样的危机。在内政方面，在经历了“三讲”运动以后，高层也放弃了这样的传统概念，转而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概念，这个概念较之“三讲”，更能让人民和官员接受，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意义也较大。

现在又到了新领导层做议程选择的时候了。几个新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会影响到国家今后内政外交的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似乎不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议程，甚至有淡化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大国关系。胡锦涛这次参加八大工业国会议就是大国外交的一个好开头。这对台湾问题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强调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台湾设置了一个“笼子”，如果大陆能够和大国维持好的关系，台湾可能难以跳出这个“笼子”，就是说台湾要独立的机会是式微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新领导层一上台，就试图和人民签订“新契约”，如逐渐增加政治透明度、有限的媒体开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弱势群体上，等等。这个大方向是对头的。“非典”发生后中国的表现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方面都是需要领导人来重视的。

但是这样的观察不应当导致乐观的结论。新领导层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些意向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还有待观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如果不做几件大事，是很难真正有进步的，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在政治改革上也是如此。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