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及中共高层随后发表的各种解读文章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国未来?治发展的深切关注。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会不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会的决定是要强化执政党能力，民主并不是这个决议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外界还是要从中寻找有关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期望。这个期望已经持续了世纪之久，不会轻易退去。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变化，这个期待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人们对第四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期待似乎特别高，因为“人民”不仅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层的政治话语里，并且成?政治话语的中心。那么，“人民”话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会往民主化方向发展呢？

如果留意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呢？不走西方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要搞多党制，二是不要搞三权分立。现?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罗斯、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四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改革视为中共高层的最高议程，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了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

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经验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落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仍然很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第四代领导人在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能力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第四代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第四代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付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优先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优先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可能不仅得不到强化，反而会遭到削弱。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样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原刊于《信报》2004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