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炽热的气温下，满大街都是到处乱跑的热带蜥蜴。有些蜥蜴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颜色；在树上是绿色，在土里是灰黄色。有些蜥蜴是雄雌同体的，小时候是雄性，长大了是雌性；要雄性的时候是雄性，要雌性的时候是雌性。这算不算“适者生存”的最佳典范？

临出国的时候，在深圳，和省法院院长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食堂吃了晚饭后，去荔枝公园散步，他问我去美国什么地方，我说去佛罗里达迈阿密。他说他前不久去了一趟美国，也想去佛罗里达，想去看看那个发射航天飞机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就这样，我又一次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下飞机，迈阿密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炽热的气温下，满大街都是到处乱跑的热带蜥蜴。有些蜥蜴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颜色；在树上是绿色，在土里是灰黄色。有些蜥蜴是雄雌同体的，小时候是雄性，长大了是雌性；要雄性的时候是雄性，要雌性的时候是雌性。这算不算“适者生存”的最佳典范？

来迈阿密上学是一个律师朋友拉里帮忙操办的，学校给我发了录取通知。来了以后，他马上介绍我认识了迈阿密其他的律师。其中一个是荷兰骑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列昂·斯多克。二战时期，列昂曾是美国陆军情报部驻欧洲战区负责人，活跃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战后回美国读法律博士以后，出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欧洲区总经理。跟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79岁，退休退过3次了。当务之急，他要带我到学校注册，因为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注册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二天，列昂和另外一个律师马克（现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带我到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找代理校长。代理校长有事曾经找过列昂。列昂简单地把我介绍了一下，说：“我要帮这个中国年轻人，看你们学校能做些什么？”

代理校长二话没说，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到了我申请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商学院，找到帮学生选课的辅导老师，选了4门课；马上又带我们去了助学金办公室，免了我一年的外州学生学费。本州学费先挂着。另外的那个律师马克，把我入学的事宜做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他的朋友，时任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叫她把我学校的事情及时通知我本人或通知马克律师。后来，我在律师行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还把我招收到她的部门做兼职。

按律师朋友拉里的安排，我应该是在律师事务所半天工作，半天上学。律师事务所坐落在人称“拉丁美洲的华尔街”的布里克尔大道。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是做律师专职助手，起草商业法律文件和负责由律师事务所组织的一个“中国贸易圆桌会议”做会务和咨询工作。参加中国贸易圆桌会议的包括物流与卡车租赁公司莱德系统（原来是美国第一租车运输公司，现在被优好公司抢了市场第一把交椅）等公司。

布里克尔大道北端跨越迈阿密河的桥上的雕塑

那是1987年。在中国贸易圆桌会议上，我主要是向那些要到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提供可行性意见以及有关中国商务和法律环境的咨询。但是由于刚从国内来，思想受约束得比较厉害，很多想法放不开，不敢想象。很多美国公司、美国客户提出的生意门路，我都觉得可行性不大。例如，与会者很多人都看到麦当劳将会在未来10年之内在中国遍地开店；我却认为，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10年之内，不会有人肯花30元人民币去吃一顿美国快餐（当时，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是61元人民币）。时值，莱德系统正在与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洽谈用汽车把煤运到连云港，以纾解铁路运输力不足的困境。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也是当时我们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但我觉得中国公路发展，10年之内，也发展不到那个用公路代替铁路的地步。还有，有人想要到大连造游艇的事。项目很多，但是我一个都没抓住。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确实想不到。在工作中，我浪费了不少机会，总之不是企业家类型的人，只好让发财的机会白白流失。

客观条件也有限制，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搞什么都是白搭。当时的想法就是：

首先要尽快熟悉美国的环境。连到银行存钱都不会，还谈什么做生意啊！

其次那些项目真要搞的话，没有美国绿卡，不能自由进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境，搞了，也是白搞。

工作有得做，关键是做了以后，如何才能拿到报酬、拿到钱。没有名正言顺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的身份啊、学历啊等等，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太远；做了也就白做了，也不会拿到钱。

由于对美国商法不熟，律师事务所专职助手，帮忙起草商业法律文件的工作没有做好。在美国，干活就给钱，干多少给多少。不干，干不了，钱就没了。到了先欠着的本州学费到期必付的时候，我没有钱付那部分学费，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亲自到我宿舍（由于宿舍没有电话）告诉我，要我去找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我把我的事、我的处境跟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说了。他们立马帮我办了一个能工作的社会安全号。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份在校兼职的工作。4.25美元一小时，一周工作10个小时。钱非常少。

这几份工作，死活养活不了自己，也交不起学费。情急之下，课余时间和周末再兼职打餐馆工。我是来迈阿密的第9天就开始打餐馆工了，当时只是周末做打杂。后来，做了企枱。那时候，一周除全职上课以外，还做五份工作。相信读者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

但是也有理工科的学生，靠奖学金，或做助教TA、RA等，舒舒服服过日子的。

说有，马上就有。列昂律师到我妻子申请入学的那个学校，叫学校的校长为我妻子专门设立了一个校长奖学金，把我妻子给弄来上学了。现在是前妻了。前妻曾听过数学大师陈省身的课，搞拓扑。前妻一来，马上转学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名校，名正言顺的奖学金就有了。

从此，我们家就靠妻子的奖学金生活了。

渐渐地，我辞了学校的工作，放更多的时间在餐馆打工。餐馆打工主要是时间比较有弹性，与上学不冲突，收入却可以足够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又慢慢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工作，收入；收入，工作。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各人有各人的拿捏，各人有各人的期待。我知道，当时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绿卡，最正常的手段，是必须先拿一个学位，然后找工作，搞工作签证，再搞绿卡。其他都是虚的。

当然，在纽约，我也有朋友用其他途径。或者，现在又有现在的途径。

写到这里，我和读者一样，看到了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的三头六臂，他也需要别人帮忙、别人帮助、别人扶持、别人提携。有多少人无私地帮过我啊！可见，张口闭口“个人奋斗”，是多么的昧着良心。那些帮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自己也破了产，有的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联系。大多数都失去了联系。我想，应该把他们找回来，好好地谢谢他们。

有人问，既然原来搞法律，为什么到美国以后，不学法律，而学了工商企业管理？

在国内办留学的时候，工商企业管理比较热，所以申请的是商学院。原来是想过学法律，但是在律师事务所兼职工作期间，发现拿了法律学位以后，很可能以后的客户会被限制在华人的圈子里，做做简单的移民案子等等。由于中国人消费观念与美国人不同，大家都不舍得花钱，所以，做中国人的生意，收费比较困难。而要是在美国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大客户，很难升职做到合伙人；如果做不到合伙人，在律师事务所不可能长期做雇员待下去。在加州、纽约的律师事务所，还有中国人律师的发展空间；而在佛罗里达、迈阿密，比较难。另外一个，没有看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规模，很多人不是做了各大律师事务所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了吗？

当时觉得，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出来以后，可以到一个美国大公司工作，选择的范围会大一点，收入会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