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孝悌仁爱的“伦理思想”（敦亲睦族，仁民爱物）

4情理交融的“生活规范”（以礼为纲，以法为用）

5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智慧”（以理逆势，据理造势）

6因革损益、日新又新的“历史原则”（守常应变，与时俱进）

7修齐治平、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好民所好，恶民所恶）

8内圣外王、天下为公的“文化理想”（成已成物，世界大同）

文化之“新”，正是从上述基本宗旨凝成之文化原则与价值取向中，随顺事理之宜与时代要求，以决定文化生命的走向；再从新的走向中，昭显民族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新”。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入主，华族的民族生命遭受大挫折，文化生命遭逢大歪曲，演变至20世纪，可以说是“混乱极矣，衰微极矣”。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但不能承续光大，而且根本就断了线，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智慧的方向和义理（思想）的能力。当一个民族不会运用思想，只靠生物的本能和世俗的聪明来图存于世界时，那就很危险了。一个失去传统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文化之可言了。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麻烦，看起来仿佛千头万绪，纷繁烦杂，而实质上则仍然是一个“文化问题”。无论“立己、成己”一面的内圣成德之教，或者“立人、成物”一面的外王事功之学，也都是文化中事。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无可躲闪。

第一，内圣成德一面，乃是永恒的人生问题。如何表现生活的意义？如何完成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用西方的词语说，这是终极关怀的问题；用中国的老话说，这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以前，儒、道、佛三教都提供了解决的途径，而以儒家的道路最为平正而通达。如今，加上西方宗教的冲击，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十年前，笔者曾就其中相关的命题，归结为宗教会通的六个焦点，提出来和基督教方面作过广泛的对话。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1982），71—90页，《关于宗教的会通问题》。第二篇《再谈有关宗教的会通问题》，编入《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373—397页。这和儒家内圣之学的新开展是相互关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