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时论常提及“终极关怀”，这正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安身立命必须归于主体实践，所以本体与工夫的问题不容轻忽。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的序文中，自谓以8年的心血写成这部书，只是庄生所谓“辩之以相示”而已，过此以往，则“期乎各人之默成”（为仁由己，各正性命）。因为实践成德，必须效法“圣人怀之”，非笔舌所可宣也。

2开展儒家外王学的宏规

〔提要〕

儒家仁政王道的理念，以及君主政治中的宰相制度，实比同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更为优越。但近代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完成之后，中国传统政治的缺失便对显出来。因此，当代新儒家认为传统的外王学必须有新的充实和新的开扩。首先，在政治方面，“仁政王道”的规模必须开显一步，使它从第二义的制度（治道）升进到第一义的制度（政道）之建立。也即使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能真正落实于客观的法制，以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这是第一点。其次，在事功的要求方面，华族的文化心灵，必须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之用”，以发展出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如此，乃能使“开物成务”和“利用厚生”的古训，真正落实，以达致具体的效益。这是第二点。

这两方面的充实开扩，即是儒家“新外王”的基本义旨。这种文化反省和学术器识，也是当代新儒家远远超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所在。

〔申述〕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在17、18世纪以前，儒家主道的中国文化，其外王事功的表现，如与西方相较，大致上超前时多而落后时少。但近300年来，中国是逐步落后了。所以，当代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家的外王学必须有新的充实和开扩，是即“民主”与“科学”两大纲（儒家或中国文化之于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相逆的冲突，而应是相顺的发展）。

张君劢氏曾说古代的中国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因为宰相以下，都只是皇帝之吏，为皇家办事而已。张氏的见解很有意义，但说得不够妥实按，此乃张君劢氏早年之说。后来他参与中华民国制宪而主导有成，固已表现了政治思想家之宏谟，与儒林政治家之器识。。牟宗三先生则说为“中国只有治道而无政道”。这样说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了。牟先生写《历史哲学》，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疏导出中国文化所以不出现科学民主之故，以及如何顺华族文化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中国的文化生命向上透的境界虽然极高，但必须补足“知性”与“政道”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方能向下撑开以获得坚固稳实的自立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