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后，门人用功大都落在如何保任守住这良知，而即以此“保任与守住”作为致的工夫。如邹东廓之“得力于敬，以戒惧为王”，钱绪山之“唯求无动于动”，皆是为的使良知能保任守住而常呈现。这些本是常行工夫，所以各人之主张并不影响阳明之义理。假如双江念庵亦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致虚守寂”，便与阳明初期讲学之“默坐澄心”“以收敛为主”的宗旨相似。如此，亦可不影响阳明之义理。经过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而后天理炯然；这等于是闭关，亦等于是周濂溪之主静立人极或杨龟山李延平之静坐以观未发气象。

但经过体认寂体或良知本体这一关之后，并不能一了百了。因为这只是单显知体之自己，并不表示即能顺适地贯彻于事。所以李延平经过观未发气象以后，必言“冰解冻释”，始能天理流行。在良知教中亦是如此。一切退听而归寂了，等到出来应事，仍不免有意念之私与气质之杂，良知天理还是贯不下来；阳明讲良知，便正是从此能否贯下来处着眼以言其“致”。致，即是通贯于事之谓。这还得靠良知本身不容已地要涌现出来的力量，所以只言“致良知”即可。并不须搁下这致良知工夫，而回头枯槁一番以后返地致那良知的寂体。

总之，双江念庵之疑误，即在他们将良知分成未发与已发两截，而只以前者为真。殊不知你证得的未发之良知寂体，仍须出来应事；应事，便仍须致此知善、知恶的良知。良知即寂、即感，怎能说独知之良知与知善知恶之良知不是真良知?若此不是真良知，则那寂体之良知将永远不能（知善、知恶）发用流行。果尔，便真要沉空守寂了。如此，则根本不合致良知教之宗旨。由此可知，双江、念庵二人对阳明之义理实不熟悉。他们自己钻研，当然有其体会自得之处。但以自己之想法，依附阳明一二话头而夹杂以致辩，便显得多所扞格；申述自己之思路而又以王学自居，亦显得别扭而不顺适。

3两峰、师泉、塘南：渐离心宗而别走蹊径

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自北宋以来，是由性宗一步步走向心宗，到“阳明致良知教”，已发展到了极峰。因此，王门之下隐隐然又显示另一线的趋向，想要走向性体奥体（所谓性宗），而开启了脱离王学（心宗）之机。虽然其中有所扭曲而未能成熟，却又实可视为刘蕺山思路之前机。所以牟先生特别指出，认为此一线索值得注意，应该加以疏解。按，牟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五章，即正式就这一系之思路作评述，言之极为精辟深透。又，本节凡引述牟先生之说，皆见该书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