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家谢上蔡谓“顺理为直”，今可更进一解曰“合义为直”（直道即义道）。如果你问，那偷羊之罪就不管了吗?当然要管，由负责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来处理。无论如何，那不应该是“儿子”的职分。至于《孟子》对瞽瞍杀人的设问，也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回答。（请参看拙著《孔孟荀哲学》卷中，孟子之部，300—302页。）单就伦理学而言，孔子、孟子是对的。如果你认为这样还不算真正解决问题，那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无憾地解决，即使上帝也做不到。孟子的回答，已经是最好的了。

五、天理、国法、人情

中国社会用到“人情”二字，通常都不是私情，而是指人之常情，也即人情之常，人情之自然。同时，“情理法”这三个字，也未必“情”字的重要占第一位。今人看得太死煞，以为一定要改为“法理情”，其实比未必妥当。因为这三者的重要，并不是单纯的顺序问题。若从顺序看，无论“情理法”或“法理情”，都是不够妥顺的。三者的顺序，应该是民间另一句话：

天理——国法——人情

这样的顺序，才合理合宜。“天理”为先、为本，“国法”“人情”皆不可违背天理。国法要公正、要严明，人情要培养、要维护。太史公的外孙杨惮说过：王道者，人情之田也。田地是生长农作物的，王道就像田地，人情之正必须在王道这块田地里面，才能获得顺适的生长。王道公而无私，可见人情决非私情。这三者的顺序，最好用三角形来显示：

天理

国法

人情

如果用直线序列，无论“情理法”、“法理情”，甚至“理法情”，都不算最好。

六、孔子为历史文化“解构”

最后，论文末段提到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乃是为文化生命“解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说法。经典是文化生命的精粹，是文化传统的结晶。但如果后人对经典文字的解读不恰当，不相应，那反而会形成对文化生命的桎梏。所以必须“解构”。而最好的解构方式，就是“整理古文献，赋予新意义”。这正是孔子所做的，此之谓“在解构中重建，在诠释中开展”。孔子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正在于此。

199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