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接电话的警察在法庭上作证时说，打电话的人听起来像是养父。因为养父的说话方式比较特殊，因此他可以肯定。”

“哦？”

“养父供述说，自己在将婴儿抱出来放到铁轨之间后，通过询问号码台得知了稻冢派出所的电话，于是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哦。”

“可是，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

“养父是在稻冢站附近的稻冢女子大学校内自杀时被逮捕的，他准备利用天然气自焚，被捕时身上已燃起了大火。而稻冢站到女子大学之间的路上没有公用电话。”

吉敷沉默地听着。

“现在是有了，但当时只有商店前面有红色的公用电话，路边并没有。而养父在案件发生的午夜十二点前后，到早晨九点被逮捕，这段时间他一直被困在学校里。”

“这样啊。可如果走远点儿的话……”

“当然可以走远一点儿。比如稻冢站附近的街道，还有新稻冢站前，都有很多公用电话。但假设养父使用了那里的公用电话，他午夜十二点从河田家出来，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最近的电话亭也需要二 十多分钟。”

“这样啊。”吉敷说着交抱起双臂。

“法庭认定养父是午夜十二点十分至十五分离开案发现场的。可他为什么要跑去那么远的地方打电话，又回到河田家附近的稻冢女子大学内自杀？这两个地方仅相距三百米左右。自杀可以在电话亭附近，没有理由非要回到河田家附近。在被法官如此质问后，养父改了证词。说自己记错了，他没有抱出婴儿，也没有给派出打过电话。”

“哦……”吉敷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吉敷问道：“可接到报警电话的警察说打电话的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昭岛先生，难道是听错了吗？”

“是的，后来就是这样裁定的。但是……还是有些奇怪。”

“为什么？”

“首先，如果不是养父的话，报警的人应该会说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吧。但在警察询问其姓名及住址时，对方只说了句‘请原谅’，就挂断了电话。”

“打电话给派出所，报警说车站的铁轨上有弃婴的确切时间是几点？这通电话在电话局应该有记录。还有，通过电话查询台查派出所号码的记录应该也有。”吉敷说。

“那些记录都查不到了。因为养父对作案经过供认不讳，警局和检察院都觉得没有必要去调查，也就没有去，所以这些时间都没有记录。”

“派出所的值班日志呢？那上面应该有记录。”

“好像也没有。因为这之后发生了那么重大的案件，弃婴通报记录就被忽略了。”

“哦。”

“如今那些日志也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值班日志会每年销毁一次。”

听了这些，吉敷陷入了沉思。

“这一点很让人疑惑，为什么要将婴儿从家里抱出去。把婴儿放在家里应该是没有危险的。敏子小姐不是很好吗？”

“是的。”

“那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案发几个小时之前，出于某种原因，河田家的人预感到昭岛先生要来报复，于是除了敏子之外的母女三人开始考虑要怎么对付昭岛。而敏子小姐为了孩子的安全，把他抱出了家门。后来昭岛先生在去河田家的途中在天桥上看到了婴儿，就马上通报了派出所。总之，婴儿被放在车站内的铁轨之间，是发生在案发之前。”

“恰恰相反，吉敷先生，包着我的那块布上染有三个被害人的血，这一点已经被鉴识科证明了。所以，我是在三个人被害之后，才被放在铁轨之间的。”

吉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啊，沾有血迹啊。那血迹经过鉴定了吗？”

“是的，鉴定了。”

“那这一点就可以确定了。这么说来，没有电话亭的疑点还是无法解释啊。”

“是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准备去杀三个人的罪犯，为什么要去救一个婴儿呢？”

“是啊。另外，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