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培植感情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在台面上打交道。企业和政府打交道，首先是跟具体的官员和具体的部门打交道；然后是跟一级政府打交道，这比较宏观，具有战略的味道；再就是参与公共决策，取得立法优势，这是跟政府打交道的最高境界。

官员和商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很微妙。但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离不开，靠不住。

离不开是因为虽然市场经济转轨这么多年，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所掌控的大量资源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这才使得官员具有你想象不到的权限，所以，你不能离开他。靠不住则是想完全依靠政府根本就是不可能，而且有时候本该政府提供的服务他们都不一定能兑现，所以企业的发展不能把希望过多寄托于政府，这就是常说的政府缺位。

再小的官也可以管住企业，这是目前的现状。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大小都或多或少被不同的官员以各种理由考察过，如何巧妙地周旋需要企业把握好分寸。

我跟他们打交道，很注意他们做事的一些信号，该办的事不办，该速办的事拖着不办，该严密的地方留个陷阱让你钻，这些就是告诉你，应该赶紧上供。给他们报点发票，送点购物卡是最起码的了。

还有，人家利用红头儿文件给你小鞋穿，或者人家利用国家部门的权威性设立一些评价、认证和荣誉称号，事先给你设套，这些你都要心里明白。

王兆瑜对我的评价就是听话，这点我认为我做得很好。我们从小就接受听话教育，在家庭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听党的话，没想到听话却成为了致富诀窍，看来党和政府从小就培养我们致富诀窍啊。

我们的社会喜欢听话的人，政府官员更是如此。以乖孙子的姿态出现在政府官员面前，把那些官僚被捧得高高的，他们还不乐得将项目送给我这样聪明的人，反正给谁都一样，还不如给个合自己口味的听话的人？政府的钱怎么这么好赚，世界上都是高风险高收入，而政府的钱确实赚得基本无风险，那真正的风险谁承担了呢？当听话成为一种判断标准时，很多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心情很是复杂，别的官员我都能搞定，怎么就这个丁辰我搞不定？

想要和政府做事情，得和那么多的机构、各级官员打好交道，哪柱香没烧到，哪个庙的方丈就给你好看。人与人之间，因性格、品性、修养、环境等等不同造成的差异也决定了你不可能和每个方丈都投缘。

丁辰就是这样一个方丈，我不是对他不尊敬，也不是不想烧香，但这种人就是我事业道路上的那个障碍。表面上看，这是由于不投缘造成的，但深层次看，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根本不必烧香、根本不必搞潜规则；既浪费精力、财力、又增加产业成本，而这一切最终又将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以另一种合法的形式体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悲哀！

想当初，他给王兆瑜当副手的时候，那时候可谓是对王兆瑜言听计从，王兆瑜让他往东他不往西，让他跳楼他绝对不上吊。我记得那时候他刚转业不久，也没什么钱，但是跟我出去吃饭也是经常的买单。

有几次也是他战友来，我抢着给他买单他都不让。那时候，他还是象在部队里当副师长那样的直来直去，有什么话就说，也不藏着掖着。那时候，他喜欢钓鱼，我经常陪他钓鱼，都是去野钓，因为去钓鱼场他付不起费用。那时的丁辰是多么的容易打交道啊？

记得为了他的提拔，我不仅动用了余晖找到了罗申，而且还走了王梓桐的关系，在钱书记面前说了他不少好话。

怎么？难道就因为第一购物那点钱的问题，他就这样啦？我想不通，人的情谊还不如那几张钞票重要？想想我跟他在一切的一些细节，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啊？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是手足情深，可是他现在却是想打土豪分田地。王兆瑜也帮我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也一起吃了几顿饭，可是，他当面都是说，大家还是兄弟，没啥隔阂，可是实际上呢？还是处处给我使绊子。

我一直明白，企业再大也是企业，在政府面前，太脆弱了，根本经不起打击，所以，我一直很低调，怕的就是树大招风。中国历来官本位，在商本位没形成之前，任何跟政府官员做对的事都是要命的。

我打了个电话给夏思云，安排他赶紧去观澜办张会员卡，而且，我要亲自给丁辰送去，我就不信了，我就填不上我们中间的这道沟？

黄敬澜他们开完会，我们一起去马路对面的大排档吃鸡煲，正在等菜的功夫，电话忽然响了，我一看大头贴，正是范梅梅，我接起来，说话的却是韩傲霜，“开发商，听说你挺爱我们梅梅的，怎么，能不能证明你爱她啊？”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啊？跳楼这事儿太危险，我有恐高症；买999朵玫瑰呢，现在太晚了，花不新鲜，再说，那不成了说俺家梅梅是残花败柳；学美国帅哥开着直升飞机求婚呢？不是花不起租金，而是中国的空域要提前十二小时申请，韩小姐，你想叫我怎么证明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