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政府工程招标都采取最低价中标法，这个法律起源于英国。在英国，当项目进入评标阶段时，先由业主和技术人员要求各投标者对投标文件中不清楚和不完善的地方加以澄清和解释，然后评审投标者资格。评标时，报价最低的投标书应被评为“财务报价最有利者”。只要技术、合同与管理方面能达到要求，此投标人就会被业主认可。目前，最低投标价中标法已成为国际工程建筑施工领域的通行做法甚至规则。但在，在实际的实际招标过程中，最低价中标法的最后结果却往往走了样。原因很简单，监管不力，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在采取最低价中标法时，相关的预防措施没有跟上。没有建立与最低价中标法相配套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合同履约担保制度”。

国家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工程列入强制性标准，其最大特点是量变价不变。各施工企业按照招标人提供的统一的工程量清单，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和自身实力，自主报价。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个规范还比较笼统，门类也不全，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所涉及的清单项目与工程实际情况还有一定差距，加之配套措施没有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程量清单招标的有效实施。

但是，实际上项目业主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垫资、带资施工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加重了施工企业的困难和负担。对盲目报价低价中标而又无力履约的施工企业，也没有相应的惩戒措施。因此，在目前这种寅吃卯粮，用明天甚至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时期，合同履约担保制度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或许只能停留在文件甚至口头上。

所以，我们才能有空子可钻，才能跟其他企业不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的工程项目在招投标中存有多少猫腻，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虽然每个项目的上马都要通过一套完整程序，立项、验证、评审、公示……看上去无懈可击，而这一切不过是“台上”的功夫，起决定作用的和这些表演毫无关系。滑稽的是，对这样的现象谁都心知肚明，谁也不觉得奇怪，谁都痛骂权钱交易，谁有机会也不轻易放过。

我们还行，至少是自己有资质，这样，我们不会将第一步的风险投入变成偷工减料的借口，所修建的项目也没有成为綦江彩虹桥、钱塘江防洪堤那样的豆腐渣工程。可是，有些人呢？没有获得任何建筑施工资质，没有办理任何证照，通过向有资质建筑公司缴纳高额“管理费”的方式，也承接了一个个政府重点投资建设的工程。那样的人往往将工程技术标等格式性、技术性强的标书内容交给有资质建筑公司制作，自己则利用熟悉当地建材行情、人脉丰富的优势，制作商务标。中标后，自己花钱租赁施工设备，拉上熟悉的业内老友，请一些赋闲在家没经过施工培训的民工，组建起自己的山寨施工队。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不说大家都明白，都是政府官员的兄弟或者是大舅子小舅子，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通常在相中某一工程之后，便会找一家具备建筑资质、证照齐全的建筑公司达成协议，由该建筑公司参与竞标。夺标之后，向其支付工程款2%到10%不等的高额管理费，而施工过程则由这样的个人负责，建筑公司实际并不参与。别的不说，就是这些管理费，不就是诱发偷工减料的基本因素吗？

我看着黄敬澜吃饭，心里感到很是过意不去，看着他喝下最后一口汤，我感慨万千，说，“老黄，你这些天太辛苦了。”

黄敬澜拿纸巾擦擦嘴说，“别说这些了，只要是公司能挺过去，辛苦点算什么？”

我问，“这次那几个围标公司米成文是怎么安排的？”

“还不是吃份饭？咱们投标，那几家几家作陪，形成自高而低的梯级投标报价？因为政府采购资金来源充足，支付能力强，资金风险小，咱们这几家在价格上丝毫不作让步。投标文件头差不多，标书的编制人与审核人相同，技术服务人员也近似，相互之间取费大致相同，报价十分接近，数额事先都定好了，旨在张开价格网，志在必得互相抬桩，一起抬标。”他显得很轻松。

我说，“我这里有张按摩中心的卡，你带他们几个这几天比较辛苦的去轻松一下吧。”

听了黄敬澜的汇报，我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下。看来事情做的还算扎实。

有人说，在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的事情盘根错节，随便拿出一件小事都能牵扯出一大堆问题，达到所有的人遵纪守法程度尚需时间。是的，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人敢担保不会出现*。然而，如果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审视这些问题，所有弊端都有明晰的指向性。正如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言：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猥起……如今距梁先生奋笔疾呼之时已逾百年，所谓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的恶习仍然没有得以根本改变。难怪俯卧撑会成为时下中国社会的流行语，这不仅是犬儒主义的翻版，机智狡黠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是无奈与嘲讽。

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反正都是各显神通，我为什么不更神通呢？阳光下之所以黑影憧憧，本质是某些制订规则者朝为市侩，夕登显秩的恶果。我不能改变，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