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联想创办时，既缺资金技术，也没有成熟的战略。于是柳传志邀请中科院顶尖计算机高手倪光南加入联想做总工，开始研制生产销售联想汉卡（在计算机行业，中国人只有在某个具有天然屏障保护的领域，才可能实施竞优战略，如汉字屏障下的输入法汉卡，会计制度屏障下的财务软件，信息安全制度屏障下的杀毒软件，而一旦没有了这些屏障，则无法竞优）。

倪光南不愧是技术高手，他不仅把汉卡做得很好，随后还研制出中国第一台"486"、"586"。整整十年，联想以倪光南的技术为基础，咬定"技工贸"的竞优策略，柳传志和倪光南度过了十年的蜜月期。

但汉字屏障带给联想的利润空间终于被吃干喝尽了。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靠技术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

是竞优还是竞底？倪光南和柳传志两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

倪光南率先提出自己的技术规划，做专用型品牌；这个想法被否决后，他又提出研制程控交换机，同样被柳传志以联想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为理由加以否决。

而此时的华为，正在任正非"不成功就跳楼"的决绝指挥下，日以继夜地攻打万门程控这个柳传志望而生畏的技术堡垒。

柳传志不同意倪光南的想法，是因为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他觉得研发的投入实在太大，风险实在太高，不如做贸易钱来得快，钱来得稳。

倪柳之争本质上是对联想该竞优还是该竞底的战略之争，或者按中国人的典型话语，应该称为路线之争。

但这种争执也是按照中国人的竞底本性所展开的，他们从路线之争逐渐扩展到权力之争、股份之争、感情之争，最后争执的形式被打到底线：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和董事职务，剥夺其在联想的股份，净身出户，而此前他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

如果当年倪光南的竞优路线在联想占了上风，那么联想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华为或者超过华为呢？我对此不抱乐观的看法。因为北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注定了当地人远远不如深圳人那么能竞底，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中国最顶尖的科研机关云集北京，但北京除了海归带回来的几个高科技项目外，根本没有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他们即使有把事情干成的能力，却没有把事情干好的精神。

因此，可不可以说，如果联想在深圳，那么倪光南的路线会占上风，并且走出一家华为式的企业？而如果华为在北京，任正非则可能选择柳传志的路线，并带出另一家充满狼性的联想？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我们就多种可能性进行反复的玩味、分析，就像下棋似的复牌一样，也许能够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从目前的态势看，联想以蛇吞象气魄收购了IBM的PC业务，并成功地使之产生赢利，虽然发展道路上还有不少问题，但说明柳传志的竞底策略一度是适合的，我们将在后文分析竞底精神不足，给联想造成的窘境。

从荔园小学的管理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郭台铭的"血尿哲学"，和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在发生作用。

中国社会的竞底，是一条闭合的"竞底链"，谁都被拴在这根无处不在的链条上，总理也要被"忧国忧民"竞底。

正因为中国人的竞底，是从胎教就开始感染、强化的，因此郭台铭、任正非、柳传志、李志强，包括本书的作者与读者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竞底的血液。也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竞底，竞底战略用在他们身上，也才会屡试不爽，受到的反弹最小，收到的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