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
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 "你是风儿我是沙 ",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 "你是疯子我是傻子 ",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面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工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 "。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 --删去 85条,剩下 170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 "望之不似人君 "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 "。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 "莫谈国事 "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 "道路以目 "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 "腹诽 "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 "道路以目 "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