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理论的追随者显然认为，中国身边包围着心怀羡慕但小心谨慎的买家。国会研究所在2008年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外界认为，为了投射软实力，中国把本国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模式。该模式以精英政治为基础，却缺少与政治自由化相伴的限制条件和要求。”国会研究所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这种推销手段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其他人则认为北京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2007年5月，斯坦利基金会的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即将重获伟大强国的地位……该国已经（或者很快将）成为在东亚占据支配地位的成员……发挥日益重要的全球作用。”2007年夏季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全球作用（具体说是榜样作用）的潜在强度。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阿尔特曼( Roge。Altman)在回顾这次危机时得出结论认为：“这场灾难给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蒙上了阴影。

人们认为这一金融体系已经崩溃，管理架构则彻底失败。”赢家是中国。尽管中国经济也将放缓，但其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就这个问题而言，阿尔特曼接下来说：“在西方无能为力的时候……北京将能够在金融方面帮助其他国家，并且提供关键投资。华盛顿共识198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 John　　William。on)撰写了一份题为“华盛顿的政策改革意欲何为”的论文。

威廉森说，他归纳了“华盛顿视为可取的一套经济政策改革措施”。这当中包括：

·财政管理——“大规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是宏观经济紊乱的主要原因，表现为通货膨胀、收支逆差和资本外逃。”

·公共开支的优先重点——医疗和教育被视作“政府开支中的最理想目标”；作为“主权政府的基本权力”，国防开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补贴“被视为可以减少或最好取消的首要选项”。

·税收改革——重点是形成广泛的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

·合理的利率——利率应该由市场决定，应该是建设性的，以期阻止资本外逃和／或增加储蓄。

·合理的汇率——汇率应该由市场因素决定，或者与宏观 、经济目标一致……以前者为最佳。

·有利的贸易政策——为了推动出口，有必要以“竞争 。

价格”获取进口产品——自由贸易很理想，但可能会为扶持“朝阳产业”或者作为保护脆弱经济的手段而受到限制。

·欢迎外来直接投资——“限制外来直接投资是愚蠢 ．的”。

·鼓励私有化——“私营行业比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高”。

·强调解除管制——这是“促进竞争”的手段。

·产权制度化——“这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良好运作是必不可少的”。

威廉森的根本意思是：“华盛顿敦促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向定位和自由资本主义。”（约翰。威廉森，1990年，“华盛顿的政策改革意欲何为”，《拉美：变化有多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样的观点令人沮丧，但阿尔特曼还没说完。他并未安慰对中国崛起感到忧虑的人士。阿尔特曼说：“对美国和欧洲来说，形势从未如此窘迫。”原因何在？

首先，严重衰退将促使欧美政府把视线转向国内……其次，由于西方出现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困境，所以无法参与重大的国际举措……最后，危机损害了西方的经济信誉。

阿尔特曼强调的最后一点——华盛顿的经济信誉一落千丈——是最大的问题。他指出，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蕴涵的“软实力”已经大打折扣。美国和欧洲正在展开银行国有化，加上民众要求在多个方面实施严格管理，都充分表明北京（而非华盛顿）的道路是正确的。阿尔特曼的根本意思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因此而增强，北京将能够采取进一步增强这种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举措。”这也是我本人的看法。

这会在政治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魏茨曼讲座”教授阿扎尔·加特( Aza。Gat)给了我们答案。

2007年，加特发表了一篇文章。加特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以及新兴的伟大强国的崛起。更具体地说，加特认为西方面临着中国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显著降低了美国在　　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小布什政府的官员2008年10月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这场金融机可能会削弱美作为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影响到国际机构的改组。”这种看法显然获得了广泛支持。例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5年全球趋势：转型的世界》

称：“由于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财富和经济力量出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非国家参与者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时至2025年，国际体系……将变得面目全非。”国家情报委员会进而认为：“尽管美国很可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参与者，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将会下降。美国的影响力将受到更多限制。”

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新的重大参与者——巴西、俄罗斯、中国（金砖四国）——“没有遵循西方的自由模式……而是采同的模式……在这种经济管理制度下，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看起来，国家情报委员会也不认为“金砖四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委员会以情报界典型的含糊措辞认定：

我们仍然对进一步民主化的长远前景感到乐观，但进展很可能是缓慢的，而全球化使许多最近实现民主化的国家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有可能对自由制度造成损害。

简而言之，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华盛顿不太可能稳居全球实力等级体系的顶端，自由民主制度绝不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局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带回到西格尔的观点。如今看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持而且提高了自身在国内外的吸引力。北京非但不“缺少朋友”’

身边反倒聚集着潜在追随者——他们现在都认为中国很重要。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将骤然成为本地区最受追捧的国家，也不是说周边地区将发生显著变化。别忘了我们曾经告诫说，在涉及当前国际社会的关系时，“朋友”这个字眼要慎用。中国虽然赢得了尊重，但并未受到喜爱。此外，北京显然知道，只有保持现有的国际秩序，才最有利于它获得尊重。

我得赶紧说明，这种观点并非绝无仅有。国会研究所在2008年4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动用‘！软实力”情况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在这种体系中展开运作而不是对其发起挑战，显然更符合北京的利益”。

为何要默认一个按照西方而非中国价值观和准则打造的国际体系？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希望让我们相信，原因在于现有国际秩序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是开放的，一体的，有规则可循，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政治基础”。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