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一个谨慎而稳重的过程，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外资的进入更有着其必然性与战略的意义，但几乎所有吸收了外资的银行都很小心地平衡着相应的比例，其中的考量肯定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当然，也是因为股份比例很有限，大多数的外资也就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战略投资者的角色上，银行上市后，在价格合适的时候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大都抽身而出了，这倒也无可厚非，趋利而为嘛。

但是衡量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信心与决心，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其进入的深度。有幸的是，《对话》寻找到一个愿意把第一大股东位置拱手相让的银行，而其合作者也是敢于冒险把自己在中国的发展全部寄托在这个合资银行上，这在当初也是需要决心与勇气的。决心是指，一是对合作有信心，这意味着他们要克服许多障碍，包括文化上、世界观、价值观上的等等；另一层含义是他们放弃自己独资经营，好比是寄厚望于婚姻，不坚持单身汉的快活。勇气意味着要承担风险，也许政策有变化，也许经营环境有变化，也许有很多自己不能左右的状况发生。

所以，当他们走进演播室后，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所思所想，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意义。或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意义，或许是真正融入中国的意义，每一种意义都定格在当时，但是至今仍具备影响力。

“义”与“信”的现代解读

这一期的节目谈得没有深度，而且有很多专业层面的东西，不算精彩，但我们透过节目看到了一个“义”字，一个充满国际化色彩的“义”，里面有侠义、有情义、有真情实“义”，因此，这期节目就变得耐读耐看了。

那时，北京银行比较落魄，闫董事长用了“沿街乞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年的情景，这对于一个皇城北京的爷们儿，那滋味可不是一般的不好受。为了充足资本金，闫董事长向荷兰最大的金融集团ING张口了，并且希望不是通常的8%，而是要更高的注资。很快，ING那边有了回音，承诺注资比例为169％。

ING的亚太总裁谈及当时的过程，说：“我就去找闫先生，他说这是个好消息，然后他们提出来要把份额提高到199％，那个时候我只能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去问陶曼特先生，我说需要更多的钱，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投入更多的股份，他回答说可以。两次的决定时间都没有超过24小时。”

这么痛快的答应，相对闫冰竹董事长那种“沿街乞讨”的难受与感受，不能不说：真痛快！真仗义！

ING在当时参股中国银行的几十家外国银行中入资比例是最高的，那时它既不了解中国，也不知道注资之后的前景如何，只是为了中国董事长的请求，几乎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拍了板，并且注资比例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8%！也属于仗义类型爷们儿。

当然，后来的实际状况是双赢，双方都高兴，但ING还是采取了更负责的做法：高管直接进入管理层，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在金融危急时刻的不离不弃……虽然都是为了赚钱，但眼光还是有长短之分。他们之间的故事，被董事长闫冰竹比喻为相爱而甜蜜的婚姻。

闫冰竹在《对话》现场说：“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钱又对我非常疼爱的人。”当然，西方的婚姻从来不能带来像中国人普遍期望的地久天长那样的寓意，陶曼特基于西方的文化与现状，认为婚姻不是一个最好的比喻，他认为：“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时间要比婚姻更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要接受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合作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也是公司总的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完全接受这样一种文化。否则我们也不会来中国，所以我们对现在的情况非常满意。”就凭这一点，陶曼特的境界就远远高于其他的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