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遭遇危机。

33岁那年，我生下了儿子——我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我记得，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离婚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先生不再给我支票，我也没有了住的地方。

从16岁起，我就把丈夫家的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此时，他们不仅不再理我，而且还成了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敌人。我的律师、会计师和投资顾问也都投身于丈夫的营垒，原因是钱都在那边。属于我的只有我那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和几位朋友。

结婚之后，我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都有人照看，所以我无须外出工作。分居之后，我变得一无所有——由于面临着一场代价高昂的法律争斗，我已不仅仅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我根本不必自谋生计，甚至不必以任何务实的方式处理世间的各种事情；而现在，我却落到必须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地步。此前，我的年收入从未超过15万美元。这些收入都是我在直觉与疗愈领域做公益事业时附带得来的。

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我们俩只能借住朋友家的公寓，晚上就在客厅里的垫子上睡觉。16岁时便与丈夫相识的我并不知道，在没有他的世界里自己到底是谁。幸亏有了儿子，这个上天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儿子相伴所带来的快乐大大减轻了这个新的局面给我带来的恐惧与混乱。

儿子从出生时起就一直由我独自抚养，在离婚已成定局之时，我的丈夫却为了得到儿子的监护权而与我争得不可开交。这时，我已几乎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不仅如此，我的律师还告诉我，打一场官司可能要花掉上百万美元，甚至更多。我的丈夫拥有大笔的信托基金；对他来说，钱不成问题。用100万美元来保住儿子，就像用100万美元买我一条命一样简单。

我所相信且珍爱的一切——周围的人、我的家庭、我所爱的人、我对自己的看法——几乎全部崩塌了。从前那些认为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富有的妻子和成功的直觉疗愈者的朋友们，都以同情的眼光——如果不是怜悯的眼光——看着我。我的那些宝贵的特质——超强的直觉、疗愈的能力、幼稚轻信——都在法庭上被当作我无法胜任母亲一职的证据。我不禁暗自思忖：我如果确实拥有如此之灵的直觉，那又是怎么让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的呢？

我对自己及周边的一切已信心全无，所以，在对方指控我心智失常时，我真的去看了心理医生，要他为我进行检测，看看他们的指控是否属实。那时，我以为自己真的疯了，只是最后一个知道而已。我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或者说，原来的那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的旧世界，以及我所依赖的资源也不复存在了。从生活的脉络中抽离出来之后，我对我自己也似乎感到生疏了。我变成了每一条忠告、每一位不择手段的专业人士竞相追逐的猎物；我落入每一个为我预设的陷阱。我不敢采取行动，被吓得不敢越雷池半步。我有一个孩子需要我保护，所以，退让绝非明智的选择——但是，我现在却毫无办法，了无反击之力。我的体重大幅下降，以致不知情的人竟以为我得了重病。我闯入离婚的游戏之中，但是，唯一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的人却显然是我。

每天早晨，醒来后我便坐在客厅的窗子旁，绞尽脑汁地寻找办法。一天早晨，我做了两件还能够去做的事：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和写作（我喜欢写作）。我端坐在计算机前，将脑中出现的想法和对往事的回忆写了下来。到儿子醒来时，我已经写下了八页记述我和一群科学家做直觉实验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