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封闭落后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已经越来越明显。尽快实现金融行业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已成当务之急。只有开放才能解决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只有开放金融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并不缺乏经营金融的能力和天赋。民国时期，中国拥有相当发达的金融业。上海、天津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中国拥有一批世界水平的金融家。金融业的这种发达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拥有着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体系。

在许多人看来，银行是一种颇为特殊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大不相同。公众的这种观念，是金融业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特殊行业嘛，自然应该执行特殊政策。但实际上，银行和其他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不是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商品，银行经营的是货币。货币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一种商品。所以，银行同样是买进卖出的企业而已。

民国时期，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金融业的，在当时人看来，银行就是把钱倒来倒去，以此牟利的一种买卖。所以，那时有人投资开办银行，是很平常的事情，和投资开办饭馆、戏院、贸易公司没什么区别。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不富裕，大家都缺钱，缺者为贵，于是，使用货币的成本，也就是银行利率就比较高。经营短缺的商品自然比较有利。于是，那时的银行、钱庄为数不少。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围城》里方鸿渐的岳父就经营着一家“点金银行”。

1915年，一个叫陈光甫的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虽然当时的银元购买力很强，但10万元也不算是大数目。这样一家小银行，本来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却因为其独特的经营方针，在金融界一时独一无二。这家小银行别出心裁地开办了小额储蓄业务，并且一元起存。

银行经营储蓄业务，在现在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在当时怎么会成为另类呢？当时，一家典型的银行是这样的：几个出资的股东，可能是有财力的生意人，也可能是宦囊鼓鼓的官员，各自拿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来，凑成股本，银行就办起来了。然后就用这股本向工商企业放贷，赚取利差。

这种银行，是企业家的助手和工具，调剂企业家彼此的资金，并不打算面向大众。这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一百万元，也许一个大股东就可以拿出来，而如果想从普通大众那里一元两元地凑齐这一百万，自然繁琐麻烦。所以，那时的钱庄、银行对小额储蓄都没什么兴趣，即使接纳一些，也不付利息。换句话说，那时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愿意开办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自然引人侧目。当时的金融界对此一般都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生意没什么意思，不是发展的正道。更有人认为，陈光甫只不过是在“做秀”，于是，有人便打算戏弄一下这家小银行。

这日，一个人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对银行员工说：“听说贵行的账户可以一元起存，那么请给我开一百个存折，每个一元。”

银行员工一听，顿时气上心来。这明明是故意刁难。员工忍住火气，对来人说：“先生，请您稍等。”然后就转身奔向后面，去找总经理陈光甫。

听了员工的话，陈光甫立刻意识到，这肯定是同行的故意刁难。员工气呼呼地说：“干脆把他轰出去算了！”陈光甫急忙说：“那可不行。你就给他办一百个存折。不但要办，还要服务周到，态度热情。”

员工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陈光甫的用意。他回到柜台，热情有礼、不厌其烦地为来人填写登记，办理了一百个一元的存折。来人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时无言以对，拿上一百个存折，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经过这件事，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名声大噪。上海普通民众真正相信了这家银行对小额储蓄的欢迎态度，纷纷把钱存到这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就此快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陈光甫，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金融家。

陈光甫的这种经营方针，固然有其“服务大众”的理念作为支撑，但能够行之有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开辟了银行经营的新思路。陈光甫认为，一般银行那种主要依赖大投资的筹资办法，看起来省时省力，却有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大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撤资，银行就会立刻陷入资金困境，甚至会因此倒闭。而广泛吸收小额存款，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因为资金来源众多，反倒稳定安全。而且，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制约，银行的经营者的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应该变成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应该成为银行的大多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百个存折的故事展示了一种银行经营的新模式，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故事则提供了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