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银行家是商人团体中非常杰出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世界级银行家的水准。这些人大多曾经留学海外，不但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进步也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奉行逐步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方针。“则自不能不于无可进步中以求进步”，希望逐渐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依旧严重，同时，外国银行的势力因为战争有所减退。这使得中国银行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大量经办政府的借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精神，他们用这种团结精神和政府的低效和错误作斗争。

银行公会是银行家们的自治组织。1920年代政府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推动了银行家对政治的干预。有意思的是，银行公会的作用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在借款给政府时，往往附带许多改革性的意见，要求政府接受。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提醒政府，如果要获得资金，就应该缩减军费，调整国内借款，实行币值改革。银行家在推动政府作出政治上的变革和让步。1921年1月，中国银行家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团。银行团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支持政府。随后不久，银行团给政府提供了好几笔重要贷款，但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在银行家的推动下，政府同意设立改革币制委员会，并整理了政府债务，制定了长期还款计划。

当然，银行家们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们依然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彻底改革。1922年3月，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国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把商人们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使国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后的那种共和国状态。为此，会议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包括：确定政治体制，保证全国统一，解散多余的军队，整理财政，等等。可是，会议实际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商人们最终仅仅提出了几个宪法草案。随着几个月后曹锟成为总统，恢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终止。国家政权依然虚弱不堪。商人们希望的那种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上海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动乱和地方割据。但这次上海商人独立，并不以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商人们所做的，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民主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被政治势力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确实有理由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会再一次面对19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就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在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政权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虽然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国家也往往会成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力量。也许可以说，在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人们注定就要面对这种两难局面。身处两难局面的人们会找到出路吗？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