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摆拍

朱：1949年以前他拍过一些上海弄堂小孩的照片，非常生动活泼。

周：他反对摆拍，要求真东西，这和他本人追求 “真”有关。为了求真，他甚至可以不惜得罪任何人，他要把本来的面目还原出来。求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他的摄影当中，他永远要把真的一面带给大家。

在他近两万张的照片里，包括他给朋友、同学、亲戚拍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为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拍坐在那里等待摆拍的人，而是等人动起来以后再拍，他喜欢这种感觉。

朱：我看他很多校园生活的合影，姿势也是非常随意。

周: 他跟我讲，他在辅仁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为了交作业，特意去外面拍摄一些照片来辅助他的调查报告，当时还想做摄影记者。后来他到北大改学物理专业，放弃了当摄影记者的念头。1956年以后，他的摄影尽管延续原来的风格，但题材上更偏重孩子、家庭。可能他没当成摄影记者，这方面的需求不是那么大了吧。另一方面，他正业繁忙，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多次运动，他的拍摄多作为一种记录。直到他去世前，他用镜头抓取关键性瞬间的风格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并没有因为拍孩子、拍纪念照，就放弃这种风格。他拍孩子的很多照片非常生活化，他在抓拍孩子在运动过程中的状态。

另外，我发现他的照片画面里面绝大部分是有人的。在两万张照片中，有人的部分占90%以上，甚至名胜古迹的风景照里也总是有人在适宜的位置。他认为照片里面如果没有人，就意味着没有生命，只是一个死东西。

朱：解放后，他拍一些空镜头的景观也很有意思，有些非常冷僻的角落，比如音乐堂的门口一个人都没有，或者一个院子的角落，或者有些水泥墩子叠在一起，他也会去拍，这个在当时很多摄影人一般不会去注意的。他的很多空镜头的照片，有大的风景和场景的照片，角落里通常都会有一个人。

周：是有一些没有人的，有些实验性的，有他的审美情趣，但真的比较少。

朱：他1948年的抓拍水平就相当高。

周：父亲拍了很多亲戚邻居的生活照片，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张打针的，在一个私人诊所，有个医生给一个女孩子打针。那人是邻居，碰巧陪她去打针，就把她了拍下来。这一类照片很多见，只要是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他是有意识的，有时是下意识地觉得这个场景值得去拍。

朱：所以，他拍照也不完全是技术原因，他对人的生命感觉很有反应，比如有关社会大众的理念。除了技术，他有没有谈及关于摄影的理念方面？

周：他经常在嘴上挂着说的理念就是要抓拍，要自然的，不要去为了拍照片而拍照片，拍的时候一定要在对方不经意当中去拍到好的东西。所以，基本上他的拍摄都是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后来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下部队去拍专题。我父亲看后就说：“你这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摆出来的，没一张是像样的。”

父亲的作品特别随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就要决定构图、光线、人物表情、事件发生的代表性、哪个关键点是最好的。你看他拍淮海路庆祝游行，他会注重在这样特定的景象中，人在里面怎么表现，找到最好、最合适的按快门的时机。

朱：我看到有张2004年在胡风家拍的照片，胡风的妻子梅志的精神不是很好，室内的光线也有些幽暗，但那张照片的气氛抓拍得非常好。

周：那天他不是刻意的，就是串门到人家里，带个照相机就照了。他如果刻意，就不止拍这一两张了。他大可以去很多名人家里，他认识好多的名人，都不刻意。这张照片的故事交代得太精彩了，又很完整，胡风、夫人、儿子、来客。我特别喜欢。

朱：他很多抓拍的照片，不仅因为技术，他是带一些情绪冲动的，那一瞬间他有情绪反应。

周：我父亲出门刻意带相机，年复一年，直到他去年生病住医院前。他走到哪都带着相机，他总觉得会有值得记录的东西。而且带相机进入现场，都把镜头盖打开。他在外面照相机往脖子上一挂，镜头盖打开，走到哪里觉得好就拍了，这是他的习惯。

朱：他有没有提过历史上他比较欣赏的摄影家？

周：他崇尚的就是国外影像的自然，真实的抓拍，不做作，不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