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2)

梁启超谈儒学 作者:梁启超


关于道的方面,可以说含时代性的甚少;关于术的方面,虽有一部分含时代性,还有一部分不合时代性。譬如知行分合问题。朱晦庵讲先知后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此两种方法都可用。研究他们的方法,都有益处。儒家道托大部分不合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

三、儒家哲学,有人谓为贵族的非平民的,个人的非社会的。不错,儒家道术,诚然偏重私人道德,有点近于非社会的。而且二千年来诵习懦学的人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有点近于非平民的。但是这种现象,是否懦学所专有,是否足为儒学之病,我们还要仔细考察一回。

文化的平等普及,当然是最高理想。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实现,恐怕前途还远着哩。

美国是最平民的国家,何尝离得了领袖制度?

俄国是劳农的国家,还不是一切事由步教委员会人物把持指导吗?因为少数人诵习受持,便说是带有贵族色彩,那么,恐怕无论何国家,无论何派学说,都不能免,何独责诸中国,责诸儒家呢?况且文化这件东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难易定其价值之高低。李自、杜甫诗的趣味,不能如自居易诗之易于普及享受;自居易诗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弹词之易于普及享受。难道我们可以说《天雨花》比《白氏长庆集》好,《长庆集》又比《李杜集》好吗?现代最时髦的平民文学、平民美术,益赴虽多,然把文学美术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何况哲学这样东西,本来是供少数人研究的。主张“平民哲学”,这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不能不怀疑。

儒家道术偏重士大夫个人修养。表面看去,范围似窄,其实不然。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领袖人才造出来的,士大夫的行为,关系全国的安危治乱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孟子说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夸日中国国事之败坏,哪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数个人造出来。假如把许多掌握权力的马弁强盗,都换成多读几卷书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闹到这样糟。假使穿长衫的穿洋服的先生们,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幺办不好的呢7我们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将来都是社会领袖。

造福造祸,就看我们现在的个人修养何如。儒家道术专注重此点,能说他错吗?

四、有人说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君王皆以儒家作幌子,暗地里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儒家学问,成为拥护专制的学问,成为奴辱人民的学问。

诚然历代帝王,假目儒家招牌,实行专制,此种隋形,在所不免。但是我们要知道,几千年来,最有力的学派,不惟睢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带反抗的精神。儒家开创大师,如孔、孟、荀都带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人人知道的,可以不必细讲。东汉为儒学最盛时代,但是《后汉书·党锢传》,皆属儒家大师,最令当时帝王头痛。北宋二程,列在元祜党籍:

南宋朱熹,列在庆元党籍。当时有力的人,摧残得很厉害。又如明朝王阳明,在事业上虽曾立下大功,在学问上到处都受摧残。由此看来,儒家哲学也可以说是伸张民权的学问,不是拥护专制的学问;是反抗压迫的学问,不是奴辱人民的学问。所以历代懦学大师,非惟不受君王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残。要把贼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真是冤透了。

五、近人提倡科学,反对玄学,所以有科学玄学之争。儒家本来不是玄学,误被人认是玄学,一同排斥。这个—攻击,那个亦攻击,几于体无完肤。

玄学之应排斥与否,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因为排斥玄学,于是排斥儒家,这就未免太冤。儒家的朱陆有无极太极之辩,诚然带点玄学色彩。然这种学说,在儒家道术中地位极其轻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论点。自孔盂以至陆王,都把凭空虚构的本体论搁置一边,哪能说是玄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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