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仅仅是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也才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殁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毫无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222），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力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力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藉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力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他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殁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到李严与他分享权力，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