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