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