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站在民权东路亚都饭店的窗前，对着窗外往下望了许久、许久。今晚的雨夜和以往的不同。马路上的斑马线被雨水清洗得黑白分明。看不见蓝、也看不见绿。电视上重复地播放着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发表的宣言。

他从八个字“感恩出发、谦卑做起”，开始他的演说。

他说，这次选举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人民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

他表示，胜选虽然高兴，但他了解这是重大责任的承担。

他还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我重复地看着，重复地听着。

他还是穿着选举时的服装，泛蓝牛仔裤，白色黑条子衬衫，外罩红领深蓝背心，左胸挂着国民党的徽章，右胸那金黄色的“2号马英九”闪闪发亮。他没有像一般“总统”，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装，做着大人物的手势。他喜悦真诚的笑容，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就像是每个人家里的大哥哥。

在选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因为紧张，和担心再有类似三一九枪击事件的发生，而显得焦虑不安。

这些朋友离开台湾数十年，虽然在国外已有了成就，他们心系台湾、爱台湾，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园，对台湾的关心，并不亚于台湾本土的人。

一九八四年到香港拍戏，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虽然居港二十四载，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台湾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对我来说台湾就好比我的娘家，而香港就好比我的夫家。

这次回台选举，三个女儿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们，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影响到一张选票都是值得的。

二十二号投票日，街上特别清静，没有口号，没有宣传车的喇叭声，没有叫嚣声，街道上的人扶老携幼地默默走向投票所，仿佛心里正在为他们所支持的“总统”人选祈祷着。我双手紧紧捏着身份证和图章，领取投票单后小心翼翼地盖章、吹干、折起，然后丢入投票箱，心想至少我这神圣的一票保证没错。中午打电话给朋友高兴地说我那“林青霞”三个字盖得清清楚楚，朋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子；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花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下午四点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马、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马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道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马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出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插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马英九的三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深色西装走进来，身材高大笔挺，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美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进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进。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多，但是他谦卑平和的态度却始终不变。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六年香港机场的贵宾厅。那时因为父亲病危，我搭最早的班机回台。马市长从新加坡访问经香港回台湾。我知道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承担着人民的期望。我上前去，叫了一声：“马市长！”我说：“我支持你！”

二零零七年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清廉受到置疑，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所遭受的冤屈。我非常愤慨，见他化悲愤为力量，对着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坚定地说出：“我决定参选‘总统’！”我大声地叫“好！”我请朋友帮我送花到他办公室。卡片上写着：“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清廉的！我们支持你！”不久就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马英九，谢谢你送来的花。”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哦……”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挤出一句：“我们要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然后踩上去。”

马英九终于排除万难当选“总统”。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