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梦中被家人的电话吵醒，得知我那个忘年交的朝鲜老兵死了。

对于他的死，我并不惊讶，只有感慨！死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生了那个不孝子，七十九岁了还经常挨家人骂。就在二十天前，他还好几次跟我说，要吃药自杀。我也每每告诉他，再艰难也要活着。一年领国家补助五千多元，连自己也吃不饱。我很想帮他，可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做的只能是多陪陪老人说说话，因为他告诉我，只有在和我说话时，才可以心平气和。一回到家里，家中的吵闹、打闹声还有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常常让他呼吸急促，血压升高，每天晚上都是睡不着，只有天快亮的时候，勉强可以睡上三四小时。每每讲到这些，老人总是唉声叹气，言语中充满着极度的无奈，就在老兵去世前四十天左右，有一次我看见老兵从一家米店走出来，我走过去搭讪，老兵说家里没有米下锅了，本想到米店赊两斤回去煮饭，却让米店老板拒绝了。听老兵这样说，我赶快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二十元钱给了他。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现今的社会人们变得如此现实。

想到老兵的窘况，我考虑许久，终于把帮助老兵的希望寄托在一家报社身上，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心，给予老兵一点点帮助，改善现在的生活状况。毕竟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却落下了残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于老兵的境况，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正享受和平生活的人们的失职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拨通了这家报社的电话，详细介绍老兵的历史和生活状况，并约定了时间来访。

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那是个女记者，来的时候还带了～位摄影师。在老兵的卧室里，老兵半躺半靠在床上，摄影师不断地按快门。女记者询问了一些有关老兵的历史，但着重要问老兵的家庭关系，是不是家人虐待了，还是儿子不孝啦……就在这时，老兵的儿媳妇端茶进来，并顺口对老兵说了一句：“别抽烟了，把被子盖好，小心着凉！”老兵深深吸了口烟，然后长长吐了出来，却伴随着一声重重的叹息。也许在记者的耳中，这更像是病痛的呻吟，或许也只有我才可以听懂这声叹息。我和老兵邻居这么多年了，常常听到的是其家人对他的恶骂声，怎么今天听见这声“关怀”竟会如此的别扭。记者没有继续问下去，却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说：“现在看来，事实跟你提供的并不吻合？”（我打热线时告诉接线记者，大概内容是：“我身边有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现在生活举步维艰，儿媳不孝，病痛缠身，无钱医治。难道不是吗？政府每月补贴他四百来块，按道理，在我们家乡，这些钱足以让一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然而，这四百多元却要养活老兵的一家四口人，儿子、儿媳四十几岁的人，孙子也二十来岁，正当年轻，身强力壮、四肢发达，几十年来不劳动，只靠老兵东借五块，西借十块来维持生活。做儿孙的可以昂首挺胸地过日子，却让老人独自承受生活的重担。）我向记者建议换个地方采访。走出老兵的家门，雨还在下着，我和老兵两人遮一把雨伞。老兵的儿子冲着老兵喊：“走小心点，走慢点，不要摔倒了。”走到我家门口，我就故意说一句：“思育啊，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见你儿子在‘关心’你。”本想让记者听听老兵的回答，想不到老兵却说：“经常哦，经常这样关心我。”在惊讶的同时，我似乎又明白了什么。也许是老兵的回答，让记者更加质疑我所提供的资料，以至于在以后的等待中，都没有看见关于老兵的任何报道。采访草草结束，在记者走后，剩下我和老兵。沉默了许久，我问老兵为何不说真话？老兵说：“如果我说了，报纸报道了，那我以后又将如何面对家人，如何生存？”

在我外出工作的前几天，和老兵的一次交谈让我感觉到老兵的智慧。我问老兵：“你儿媳妇在村里到处说你已经发疯了，精神不正常。开口骂这个骂那个，经常自言自语说胡话，你怎么看？”老兵说：“如果对我好好的，我何必装疯卖傻？就是对我太不行了，我才会这样子。他们看到我这样子，也就不怎么会给我脸色了。”对于老兵的智慧，我感到无比的悲哀，在自己的家里，要靠“智慧”才能够生存下去，难道还不够悲哀吗？

昔日的战场没能夺走老兵的生命，残酷的现实生活，却让老兵无奈地走了。在走前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应到他的痛苦与悲哀。

光阴流逝，两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与老兵生前在探讨人生、探讨社会的那段光阴，眼眶都会在不经意间噙满泪水。如果此文有幸得以发表，那就当做告慰老兵的在天之灵。愿老兵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