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愤青李鸿藻

醇亲王和李鸿藻在为官处世方面是两个极端，他们一个性情含蓄低婉，一个脾气火暴耿直；一个善于讨好顺从慈禧，一个喜欢和慈禧对着干；一个是明哲保身的皇帝父亲，一个则是锋芒毕露的超级愤青。

说李鸿藻是一个超级愤青，一点也不为过。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藻入参军机后，他的母亲不幸去世。按照祖制，他要回老家守孝三年，可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要是一走三年，同治皇帝可就没办法天天向上了。这是国家大事，国事大于家事，于是慈禧令他在任上守孝，不得擅离职守。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李鸿藻就是认为孝比天高，说什么也要回家！慈禧很生气，又下了一道严旨，他非但不听，还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高谈阔论：“孝就是比天高，哥就是要回家！”

慈禧不好惩处一个把孝视做比天高的人，又三令五申他不得回家。李鸿藻见来硬的不行就装病，他装作很可怜的样子，三番五次哀求慈禧同意他回家守孝。慈禧欲哭无泪，她只好同意了李鸿藻。李鸿藻虽然屡屡犯上，老跟慈禧顶牛，却博得了“天下第一孝子”的美名，他耿直犯上的性格，也深为天下孝子所折服。

四年之后，慈禧的母亲病故，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去吊唁，唯独李鸿藻闭门不出。很显然，他这是报复慈禧，慈禧很无语，但她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她只能无语。

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同治皇帝决定以孝敬母亲的名义重修圆明园时，李鸿藻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并多次上疏反对。遭到同治的批驳后，他竟然联络以恭亲王为首的十位大臣联合上疏，力阻修园。最后，在恭亲王等人的竭力阻止下，圆明园至今也没能重修。

像李鸿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愤青。愤青，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愤过，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我说李鸿藻是个超级愤青，一是他位高权重，愤起来力量超猛；二是他号召力强，在他身后，还集结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愤青，如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张佩纶、翰林院侍读（从五品）陈宝琛、詹事府左庶子（从四品）黄体芳、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宝廷、监察御史（正七品）邓承修等人。

● 晚清盛产清流党

李鸿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就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党派——清流党。所谓的清流党，就是那些以批评弊政、参劾权臣为己任的清高自傲型言官群体，这些言官在朝廷上都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但无多大实权。他们擅写声讨、参劾一类的奏折，其角色相当于政府的内参记者，常常搞得大臣们心生嫉恨，也常令慈禧和皇帝下不来台。

晚清的清流党可分为“北清流”和“南清流”两个派系，“北清流”就是以李鸿藻为首的北方籍清流人士。“南清流”则是以军机大臣沈桂芬、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南方籍清流人士，主要成员有盛昱、王仁堪、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等人，这股政治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力挺光绪皇帝的中坚力量，也称为帝党。

“北清流”和“南清流”也经常掐架，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立场却空前一致。清流党的工作看似很给力，但他们实际都是一帮激进刚正的言官。不过，明清两代是言官兴盛的时代，清流党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

● 加盟清流

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从湖北挂职期满回京后，就和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陈宝琛等一帮词界名流搞在一起吟诗踏青。这帮人都是愤青，张之洞明显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七年之后，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搞在一起，特别是陈宝琛，他已成为李鸿藻手下的得力干将。

这次回京，帝国领导结构和人事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没人顾得上张之洞，他很失落，日子过得很苦。原来和他吟诗踏青的那帮哥们儿都升了官，可他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对帝国及其领导层产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与陈宝琛那帮人不谋而合，在陈宝琛那帮人的影响下，他也渐渐产生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

在这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佩纶（1848—1903，河南丰润人）的关系最要好，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两人都以学问渊博著称，并结成了铁哥们儿。

在清流党中，张之洞深受李鸿藻器重，他们性情相近，非常合得来。在清流这个大家庭中，张之洞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于是他欣然加盟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