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另类愤青

张之洞确实不愿被打上愤青的烙印，加入清流党后，他干的是愤青的活，却不肯背上愤青的名，他甚至连清流党的真实存在，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是想隐藏自己的愤青身份，然后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别具时代特色的另类愤青。

所谓的另类愤青，就是从本质上和传统愤青有明显区别的新时期愤青。在清流党内，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人都是传统愤青，他们激进刚正，逮谁咬谁，而且脖子一根筋，说话不计后果，做事力求极端，不参倒权臣死不罢休。

这样的人，倒是一身正气，但极其容易得罪人，特别是容易得罪高级领导人。这样的人，人缘不会太好，早晚会遭到打击报复。但这样的人在当时又非常走红。因为传统，他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关注度非常高，并拥有很多铁杆粉丝，而他们的粉丝多为学子或朝廷普通官员。比如说张佩纶，他的粉丝就有很多，很多粉丝都把他当做偶像明星，甚至刻意模仿他的穿衣打扮。就像当年我的那些发小们，疯狂模仿天王刘德华和郭富城的发型一样。

在当愤青的那些年，张佩纶经常穿一件竹布衫，他穿竹布衫的样子很潮很酷也很有范儿。走在大街上，回头率那是相当高。因为很多粉丝都喜欢他这种范儿，没过多久，京城青年尽穿竹布衫。

张佩纶的这副打扮，很像文艺青年。他确实是一个文艺青年，一身的文艺细菌，要不然他的孙女也不会成为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张爱玲！

张之洞倒不想走明星路线，自打加入清流党，他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几个处事规则：

1上书言事，纠弹时政，均从国家、民族和群众利益出发。这事要大干特干，目的是要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原则上不参劾位高权重的大臣，以免日后遭报复。

3一般不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慈禧生气，并要处处替他们排忧解难。

4不搞党派和阶级斗争，要让领导和群众切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正直负责的好言官。

张之洞给自己制定的这几个处事规则，就是他包装自己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另类愤青，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愤青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看来，上书有风险，言事需谨慎。因此他制定的规则很圆滑，很世故，超出了一般愤青职业规则的底线。

● 清流一哥

加入清流党后，张之洞和张佩纶撰写的奏折不计其数，纠弹时政十分玩命，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慈禧的关注和肯定。

慈禧其实和很多大臣一样，讨厌清流党，讨厌他们好大空言，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慈禧又得依靠他们这帮激进分子，制衡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因此，她在讨厌清流党的同时，也鼓励清流党的发展。

张之洞很有自知之明，他一直遵循自己制定的处事规则，避免让慈禧心生厌恶。而他撰写的奏折，其文采和见识，在所有言官中都是最棒的。因此，时人也送给他和他的同事三个美称：青牛角，翰林四谏，清流六君子。

无论是“青牛角”、“翰林四谏”，还是“清流六君子”，张之洞都是一哥。如果说李鸿藻是清流党总书记的话，那么张之洞就是清流党的执行总书记。然而，张之洞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处事方式和其他言官截然不同。他在清流党中名气最大，不是说他平时表现得最愤恨，而是说他撰写的奏折最多，质量最高。

其实在清流党，张之洞只是一个教习庶吉士，是一个不入官阶之流的学官，不具备上书言事的资格，他只好充当其他人的枪手和幕后推手。比如在光绪三年（1877年），他为黄体芳代写了很多直陈时弊的奏折，多被朝廷采纳，并颁布施行。此后不久，他又为黄体芳代写奏折，参劾户部尚书董恂。董恂确有斑斑劣迹，但在恭亲王等人的庇护下，董恂最终没被扳倒。

张之洞却火暴走红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道他的声名，他从十几年前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奏折哥，升级为一个名震京城的奏折帝。

● 升迁慢的启迪

张之洞奏来奏去，除了获得一些名气外，官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从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从四川回京，到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他一直待在翰林院做教习庶吉士。两年过去了，其他同事都不同程度地升了职，可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员，而且连上书言事的资格都不具备，他郁闷得要死。

难道就因为他长得不帅吗？细究之下，他觉得升官顺利与否，跟他长得帅不帅并没有多大联系。难道是李鸿藻靠不住吗？还真不是，李鸿藻没少在慈禧面前替他美言，好多事情李鸿藻都罩着他，李鸿藻绝对是一个很称职的靠山。

张之洞一直没升迁，原因不在于他不帅，也不在于他没靠上李鸿藻，而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大多数人眼里（包括领导），言官也好，愤青也罢，他们的分内工作，就是上书言事，纠弹时政。既然是分内工作，干多干好都是应该的。也就是说，言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不和晋升挂钩。更何况，绝大多数人（也包括领导）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言官。因此，当言官不太好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