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承受被滥用了的新闻自由”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将“毒瘤明”当作香港娱乐传媒生态的典型一例：“每隔一段时间，香港娱乐圈总会制造一个‘社会公敌’出来，供大家嘲讽挖苦，发泄取乐。”

1990年代初《Yes!》杂志大行其道时，虽算不得正宗娱乐媒体，却也开了“丑闻报道”风气先。1988年，娱乐版位于副刊，只有2版12条字，随后专业娱乐周刊《壹周刊》创立，八卦风气渐浓，如今娱乐版成为重头，10-15版是常态，甚至做到20版。查小欣回忆1980年代娱乐记者与艺人时常成为朋友，电话打到家里，与父母亲友、阿姨保姆先聊两句，艺人形象往往正面、积极，供人膜拜。记者尚存“职业道德”，查小欣的师傅曾传授过娱乐记者三原则：一不能打官司，二不能赔钱，三不能道歉，可前一阵子，她的徒弟因被诉诽谤赔了艺人6万块，大喊道：“6万买个封面，真便宜！”经纪人的出现也使人情味淡了，没有炒作、不讲丑闻就不会引起注意。“现在我真是不懂了，我说年轻人不负责任，年轻人讲我OUT。”

梁文道将香港比作一个村儿，空有国际大都市之名，村民自幼接受填鸭教育，不善思考，只懂得单一的消遣；又存了祖辈传下的“过客心理”，少关心时政新闻，多喜爱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林奕华将其归咎为“身份焦虑”：“我们讲八卦的时候，那些对象我们一边羡慕，一边嫉妒。我们也希望活在焦点下，却无法达成，我们希望看到坏的事情，从而获得安慰，我其实也没那么糟糕。这种带有身份焦虑的欲望投射，有很多负面情绪。我们是在消费明星的丑闻，消费明星的人格阴暗面，消费明星不为人知的虚伪。八卦最大的价值，不是把一个人捧上天，而是捧他上天，再把他给拉下来。”

倪震落泪接受《壹周刊》采访时主动提起刘锡明：“这次，我感谢刘先生宽宏大量，在记者一再挑拨下，他都只是说现在有幸福家庭，不想重提，他没有落井下石。”他们在从未谋面时结下仇怨，又在未谋面中和了解。

可又如倪震自己所说，“种下恶因，天网恢恢，公义、报应出现了”。他视整个香港娱乐媒体视为仇家，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这次是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因为我始终心直口快，有仇口，也打过官司，别的艺人逆来顺受，我不是，我会恶语相向，我会口诛笔伐，这次我行差踏错，当然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私仇是有的，星岛系，即《星岛日报》，东周刊》，《头条日报》和《The Standard》，我是和他们的大老板有官司的；《苹果日报》、《壹周刊》、《忽然一周》，《FACE》，这一系也是仇人来的；《东方新地》也是翻过脸的。都在这了。”

以倪震之见，这是香港的新闻自由被滥用了：

“香港的新闻自由，由于97回归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大家将新闻自由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是不能碰的，无论怎样滥用，还是不能碰。传媒工作者里的败类就是充分滥用了新闻自由。我在外面喝醉酒同别人接吻，这个是新闻，公众有知情权；我去买水果，关你什么事？公众是不需要有这样的知情权的。现在买水果被拍照不打紧，拍回去之后一定要写坏话的，因为在香港，好话不卖钱，竞争之下，你坏我更坏，滚雪球一般。

用合法的途径，没有办法对付得了他们，那是否要用非法的途径呢？那就要看各人的修为了，要看值不值得了。我自己的估计，血案是必定要发生的，因为法律已经没有办法保障到公众人物。普通市民反而没事，你试下在街上随便挑个人，拿相机不停拍照半小时，他去哪里你跟到哪里，看他打不打你。我们是不能打人的。报警也没有用。在公众场合拍照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在公众场合用强灯不停闪，是不是他们的自由？这些是灰色地带。传媒人狂了，觉得自己是皇帝，无法无天。”

可转过头，倪震还是推荐起新书《墓碑》，杨继绳先生关于1960年前后中国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只在港台有售。他说：“看《墓碑》，我感到没有新闻自由是很恐怖的。不希望娱乐媒体猖獗，惹来控制传媒的反弹，成为钳制传媒的借口。有人问过我爸爸，他们写倪震写成这样，你不是和他们关系很好的吗？他说，如果这样的八卦新闻能够让时政版面获得更多关注，我认为值得。但我是付账的那个人，我宁愿承受被滥用了的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