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华日报》驻宿迁记者站站长林培介绍说,与其他的副市长不同,那时的仇和不爱多说话,整天到处跑,搞调研,很少与人聊天。下去调研时,他往往只听不说,不苟言笑。一般而言,各种会议,特别是党政联席会议,是每个领导展现自己水平的大好时机,可仇和好像总不在状态,很少听到他提什么意见。
每次会上,市委书记徐守盛点名让他发言他才开腔,“给人的感觉他脑子好像在开小差”。林培说,当时不少人认为他要么是个“草包”,不会讲话;要么不适合当官,从一个挂职的科技副县长一步到副市长,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市长该怎么当。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一刻,徐守盛书记敲开了我的宿舍门。”仇和说,“书记与我谈了去沭阳任职的事,我答应了。过了几天,徐又改变了主意,说是市长反对。”
市长名叫刘学东,曾在沭阳当过4年县委书记。他反对仇和到沭阳是出于好意。他给仇和丢下四句话:“我去沭阳时,体重127斤,走时107斤;去时满头黑发,走时满头白发;去时觉不够睡,躺下就着,精力充沛,走时睡不着觉,精疲力竭,简直要得精神分裂症;沭阳是个大染缸,弄不好就把你毁了!”
想在沭阳这个地方站住脚跟确实不易。有人说,苏北文化是典型的“酱缸文化”,而沭阳是“酱缸中的酱缸”。“望人穷”、“窝里斗”,同流合污者昌,逆势清流者亡,拉拢不了你就告倒你,是彼时沭阳令人却步的官场氛围。
但仇和骨子里喜好挑战。前辈的好意规劝,不仅没能阻止他,反而激起了他去沭阳的决心,“大不了把沭阳当作政治生命的终点”!
苏北施政的突破口
“政治生命的终点”毕竟只是最坏的打算。在来宿迁之前,仇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较和思考,最终确定了把苏北作为自己发展的突破口。沭阳县,在别人看来已经“烂掉了”,是危途,而仇和从中看到了机遇——正因为“烂到底了”,不能再差了,才是一个重大机遇——只要有改变即是转机。
他要从沭阳开始自己的突破,开始苏北的突破。
作为江苏经济的“第三极”,苏北地域广阔,在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5个市。在这5个市中,宿迁成立最晚,是1996年8月由老淮阴地区下辖的原宿迁县、沭阳县、泗洪县、泗阳县合并而成。
虽说刚刚建市,可宿迁有着久远的历史。相传夏、商、周三代,古族徐夷在此生息。秦代置下相县,东晋设宿豫县,唐代宗宝应元年,为避代宗李豫讳,改称宿迁至今。
在中国版图上,宿迁寂寞无闻。外间知道它,除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及其生死断肠的爱妾虞姬曾生于斯、黄河故道流经于此外,就是它“突出”的穷。
作为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宿迁的绝大部分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一。在宿迁建市之前,江苏经济分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档次;自宿迁建市后,江苏经济出现了“第四极”,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还有一个既穷且大的宿迁,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江苏是个颇具标本意义的省份。无论是地理结构,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都是中国的一个缩影。这里东部临海,中西部是内陆。论经济发展水平,苏南、苏中、苏北呈梯度递减,恰如中国经济的东、中、西部三级分化。在外资“齿轮”上运转的苏南,到处是工厂、高楼、小汽车、咖啡馆;而沉睡在黄、淮两河故道边的苏北,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
“粉碎‘四人帮’后,干部制度落实了,老干部得到了解放,但农民的制度一直没有解决。”仇和说,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但在某种意义上,“农民还没有获得解放”!这个判断一针见血,又有些石破天惊。他后来在村干部选举中搞的“两票制”,就是他“解放农民”的一种制度探索。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沭阳之于宿迁,宿迁之于苏北,苏北之于江苏,江苏之于中国,是因为仇和在此开始的个人探索对转型中国具有样本的价值。
一人得道,“鸡犬”未升天
在探讨样本价值之前,还是先回到我们的主人公仇和,了解一下他在开始一个县域实验之前的个人历史。
1957年,仇和出生在苏北盐城市滨海县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原本有9个孩子,因为穷,病死了两个。在5岁那年,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弟弟因为无钱治病而被丢在草席上等死。
“苍蝇在他们的身上乱叮。”40多年后,仇和仍清晰地记得两个弟弟凄凉的死状。饥饿、死亡、茅草房是他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而他能够上学,那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读书机会才换来的。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这使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了缘,直到现在除了吃点鱼外很少吃肉。
苏北是革命老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区群众都是铁心跟着共产党走的。“大炼钢铁”时,苏北人饿死也不要饭,怕给共产党丢脸。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也不例外,党指向哪里苏北人就奔向哪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8岁初中毕业后,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直至革委会副主任。文学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的共同爱好,神秘且神圣。但现实告诫仇和,文笔好是一回事,总得挣工分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