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一个盛产人物传记的国度，史书中纪传体卷帙浩繁。要说大手笔，还得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独特瑰异，不可方思。单说一点，他常将人物合传，例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等；有时竟将异代之人合传，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为什么这样写？大约如他自述所说，想“通古今之变”。用现在的说法，是做“纵向比较”。有一个“通”字贯穿，则史识自然不凡。至于其文风，发于情，肆于心，气韵充沛，摇荡感激，简直是在做诗，让读者生出丰富的联想，无穷的感慨。难怪鲁迅先生赞为“绝唱”，比做“无韵之离骚”。

家族是人类一个非常基本的元素，人类的很多活动与家族有关，人的一生受家庭、家族的影响很大，在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史书中本纪、世家之类名目，不一而足。一个家族内，甚至一家内同时出现几位杰出人才、权势人物，并不罕见。皇权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及外戚专权、裙带风盛，造就很多家族式名人显赫一时。但如今多淹没在历史的旧账本中，不大有人问津了。倒是饱学之士，文采风流，名篇传世，脍炙人口，至今令人诵读之下，不胜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陆、三苏、三袁……现代则有周氏兄弟。

既然异代之人可以合传，那么将祖孙、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合传也就不悖于体式了。然而不然，异代之人或多相同之处，亲戚之间倒往往缺少合传的理由，不能因为是祖孙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也因此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明代的三兄弟作家，所谓“公安三袁”（湖北公安县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学问文章各有造诣，皆足名家，但文学史上也只是重点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书上也少见将三兄弟合传的文字。

本书所写的三兄弟，依长幼顺序，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贯浙江绍兴。他们生活在近现代社会从旧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不断的战乱和外敌入侵，不断的革命运动，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文坛上出现了兄弟文豪，意义重大，引动时人的注意，也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关注。

三兄弟中，鲁迅名声最著，被誉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传统，掊击旧物，张扬新文明。其实，二弟周作人何尝不是如此。不过，实际上，他们同传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当文学革命运动声势渐消，他们又都向传统投去重新审视的眼光。排斥、扬弃、认同、回归，是转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经之路，虽然这种认同和回归是有选择的，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所做的那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和哥哥鲁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样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呢？我们不能胡乱猜测，但可以看到，他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中，尝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袁氏三兄弟所处的时代之间寻找连接点和可比性。他直接将新文学运动——他本人就是这成就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与明代的文学运动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不但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相同，就连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发表这次著名的学术演讲的时候，三兄弟的关系已经破裂。三弟建人不愿意依附两个兄长，早已离开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鲁迅和周作人因为种种原因反目成仇。本来是聚居一处，兄弟怡怡，联合译书、著作，互相帮助，而且已经有合译的著作出版，不幸这势头刚刚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

周作人的演讲在对新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少提到自己兄长的名字。本来，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鲁迅的，但他的长篇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并且，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小说创作，几乎没有做什么论述；相反，对他自己的几个弟子却多加褒奖。同样，鲁迅晚年也很少评价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心存芥蒂。鲁迅只有一次在答外国记者问时将弟弟的散文成就列为现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发表看法。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再未相见，作人和建人分离后也很少见面，即使见面留下的也只有不快和哀伤。他们无论如何克制，恩怨的波涛仍不免从文字中流露出来，后来的读者从中不难揣摩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