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中的老年人说，若是和尚转世，说明这孩子不是“头世人”（意思是第一次做人，不懂得人情世故），如果是修炼一生、功德深厚的老和尚转世，那这孩子一定特别聪明，将来肯定很有出息。

这个孩子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将近80岁时写回忆录说，他的诞生是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什么恶的朕兆。晚年光景晦暗的周作人，大概不愿提起这个太多迷信色彩的传说。但青壮年时期，他却暗暗地受了这个故事的影响，比如他50岁寿辰时写的自寿诗，第一联就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分明在说，我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现在我仍是一个和尚，只不过是在家的和尚罢了。后来，他还自称是“苦茶庵的老僧”。

他小时候并不叫作人，这作人也不是会做人、老于世故的意思。最早的名字也为祖父所赐。周福清仍用老办法。他得到报喜的家信时，碰巧有一个旗人官员来访，他的姓不如“张”字普遍，而且也不好写，音读作“魁”。周福清想选一个木字旁的字，后面加上寿字，就算是老二的大号，然而木字旁里好看的字很难找，最后只好用“”字，所以就叫做“寿”。

比起老大来，老二小时候不那么幸运。他同样没有奶吃，而雇来的奶妈奶水也不多，因此整天哭闹。为了哄他，奶妈就在街上买东西给他吃，有些东西小孩子消化不了，日久天长，得了消化不良症。他人长得很瘦小，而且似乎是患上了“馋痨病”，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吃，家人没有办法，只好采取强制措施，除了饭和咸鸭蛋，别的什么都不给他。

他的出生，使大哥多了一个小伙伴。后来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小名端姑，长得十分可喜。老二那时已有三四岁，有一次好奇地咬了她的脚趾，惹得她大哭。

不幸的是，小妹妹还不满周岁，就因出天花而夭折。

那时老二也生了天花，病情十分险恶，妹妹的天花就是他给染上的。可是，过些时候，他的病好转，妹妹却病情恶化，终于不治。

1888年11月11日（光绪十四年戊子），鲁瑞又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松寿，就是后来的建人。几年以后第四个男孩儿出生，取名椿寿，但他只活了三四岁就患病死去，使母亲和年纪稍大一些的大哥二哥很伤心。

老三出生时，鲁瑞已经成了周家的主妇。她在族中也是个大忙人，被认为是一个有“帮夫运”的多子多福的太太。当时三台门不管哪家娶媳妇，差不多都要请她去接新人。

日子照这样过下去，倒也不错，虽然家境不很富裕，但不愁吃穿。不如意的事也有：天真可爱的孩子的早夭使大家悲伤;父亲参加考试几次都没有考中，心情也不好，整天沉着脸，使大家觉得压抑。幸亏能从母亲的慈爱里获得温暖，兄弟几个的童年生活还算是无忧无虑的。

启蒙老师

官宦人家的子弟，最要紧的事自然是读书。在没有上学以前，父母就请了老师来给他们启蒙了。

老大一开始跟随叔祖周玉田读书。他是一个胖胖的、态度和蔼的老人，中秀才以后，因为家境不宽裕，一直没有再去应试，而是在家坐馆教书。他的学识不错，平时也喜欢写些东西，例如《鉴湖竹枝词》一册，收词一百首，鲁迅曾将手稿借来抄录一遍，在卷末还用工整的小楷写道：“侄孙樟寿谨录”。鲁迅跟着他培养了爱读书，特别爱看画书的习惯。

和他们住得最近的是子京公公，他属于“立房”，大家称他住的房屋叫“蓝门”，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子京公公是老大的第二个老师。

但他的学问却不怎么样。他多年应试不中，只好在家开办私塾，收几个台门内的学生混碗饭吃。可是不多久就丢了饭碗，因为他的文理实在不通，错别字连篇。有一回给他的儿子上课，他问蟋蟀是什么，儿子答说是蛐蛐，他立刻用戒尺打他的头角，一边打一边说：“虱子啦，虱子啦！”

他的胆子特别小，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后很惶恐。有一次，他把荔枝的“荔”字写成草字头下面三个刀字，看看不像，又改写成木旁三个力字。鲁迅将字拿回家给父亲看，周伯宜在纸上批几个字，指出其错误。子京看了批语，很是紧张，在课本上写了自责的话，说自己是一个“真真的大白木”。他教鲁迅对对子时，曾给鲁迅出了个“父攘羊”（攘是偷的意思，语出《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鲁迅对了一个，他不满意，就亲自对“叔偷桃”（按应为“朔偷桃”，传说汉代的东方朔曾偷吃西王母的仙桃）。他这样对其实也不合适，“羊”是平声，与它对应的须是仄声，而“桃”字也是平声。更可笑的是，他把“东方朔”的“朔”字说成了“叔”字。鲁迅回家跟父亲说了，周伯宜听后不禁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