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有做锡箔的、撑船的、做木工的、箍桶的、担轿的等等。

绍兴最大的手工业是锡箔业，有“锡半城”之称。这锡箔其实就是所谓“冥币”。据说在元代，人们在江海上航行，遇到风浪，总要将长方形的锡砖抛进水中，为的是镇压“江神”、“海神”，后来逐渐发展成锡箔。打箔是一种很辛苦的活计，工人要用一头大一头小的铁榔头将一小块锡打成一大块薄薄的锡纸。干这个行业的大多是乡下的农民，种田和打短工之外，还想挣些钱，就来到城里做苦力。

绍兴城里锡箔店很多，所以每天都能听到榔头的敲打声从各店那简陋的木板房里传出来。

周家兄弟们印象最深的是附近的一家叫“荣生轿行”的铺子的主人荣生，人们都叫他“做不杀的荣生”。他终日卖苦力，一刻也不休息。店里有一乘轿出租，有人来租，他马上同自己的兄弟去抬轿；没有活的时候，就挑起水果担子，沿街叫卖水果；遇到丧事，就去给人家抬棺材。总之，什么活重，他干什么。他与鲁迅后来写的阿Ｑ全然不同，阿Ｑ虽然也曾被人夸作“很能做”，但那话里含有揶揄的成分，而且阿Ｑ沾染上一些流氓的恶习，浪荡而又狡猾，与荣生不可同日而语。

周家兄弟印象较深的还有十字路口的水果摊的主人，名叫莲生，大家都呼之为“水果莲生”。他的水果价钱往往很贵，好挖苦的人说他卖的是仙丹，所以价钱很不一般，又因为这样的说法就也有人叫他华佗，华佗卖仙丹，正是本行。他卖的最多的是甘蔗之类的大路水果。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并不贵的时令水果如初夏的樱桃，虽然体格瘦小，面色苍白，但可以一堆一堆地买。

市井人物的悲惨命运，更在他们兄弟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卖夜糖的屠家小店的女主人宝林大娘有“豆腐西施”的艳名，她很喜欢凑热闹，每年都要出面张罗筹款，在她的小店附近搭上戏台，请来街头卖唱的“盲女”来唱“花调”。

这些女子（也有一两个男子）大多聚居在城里马梧桥一带，他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有琵琶和扬琴伴奏。所唱内容多劝善惩恶、鼓励刻苦修行的佛经“宝卷”，如“刘香宝卷”、“花明宝卷”等。其主题往往是宣传男尊女卑，说男子是七宝金身，女子是五漏之体，女子“不净”，所以要忍受苦难，持斋修行，寄希望下辈子转为男身。例如，宝卷中说，女子生来就是贱人：

女在娘胎十个月，背娘朝外不相亲；

娘若行走胎先动，娘胎落地尽嫌憎；

在娘肚里娘受狱，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嫌我女子累娘身；

爷娘无奈将身养，长大之时嫁与人。

本来妇女在社会处于下层，这种佛教观倒说出了实情。但它却有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使妇女们丧失了最起码的自信，以为现实生活中只有黯淡和无奈，最终形成悲剧的人生观。

宝林大娘这么热心张罗唱“花调”，不料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凄惨的结局。她的女儿宝姑娘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就是将锡箔贴在另一张黄色的纸上——本来好好的，这样的宝卷听多了，遂对人世产生了厌倦情绪，形成虚无的人生观。她从小就被许给山里的一家远亲，但她不愿意。男方闹到城里抢婚，被抢走后又救回来，后来经多次交涉，终于解除了婚约。这样一闹，满城皆知，害得宝姑娘不敢出门，从此躲在小楼上，不几年抑郁而死。

鲁迅后来写小说《故乡》，将宝林大娘作为原型之一，对她颇有不敬之词。但她的女儿的故事，很引起鲁迅的同情，在另一篇小说《祝福》中祥林嫂遭抢的情节，与宝姑娘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实在，那时的妇女的命运大致上是相同的。

周氏三兄弟后来都致力于妇女问题的研究，与早年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几十年后，当周作人听说家乡又发生了抢婚致死人命的案子时，想起儿童时代的见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