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雨果在日本有相当大的名气。据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个政治家访问欧洲，遇到法国这位浪漫主义大师。两人谈话中，日本人问雨果怎样才能增进国民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雨果答道：用小说来宣传政治主张，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知道，法国小说界向来有这样的传统，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就曾写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宣传他们的学说，如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等。

如果单单进行政治的说教，老百姓听得多了一定会感到厌烦，用生动的情节来叙述和渲染，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接受了作者要宣传的思想。

日本文坛曾经有一个翻译和写作政治小说的热潮，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要求变法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最热衷于提倡政治小说。他指出，中国的识字者，经书可以不读，但没有不读小说的。他不无夸张地说西方各强国的政治所以不断进步，政治小说立的功最高。所以他称颂小说是“国民之魂”。原来他编辑《清议报》，就刊登过多种小说。后来他干脆办了一个名叫《新小说》的杂志。在创刊号上，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借用西方和日本的小说理论，开阔出小说有四种力量即“染、浸、刺、提”，他得出的结论是：“故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的主张和小说杂志的出版，吸引了许多人来从事翻译和创作。梁启超本人也亲自操刀，翻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焦士威奴（通译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和《十五小豪杰》。一时间译小说读小说蔚然成风。

鲁迅早在南京的时候就热心阅读翻译作品，尤其喜欢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到日本后，受了梁启超的宣传的鼓动，更对小说的作用深信不疑。《新小说》这个刊物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还寄给在南京读书的二弟。在这个杂志上他看到了法国作家雨果的照片，又从日本报刊的介绍了解了雨果的生平，特别是在《国民日日报》上读到了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的雨果的名著《惨世界》（即《悲惨世界》）。鲁迅购买过雨果小说《怀旧》的日译本。他还特别狠了心，拿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套八册的英文版雨果短篇小说集。

当许寿裳向他约稿时，他就先从雨果小说的翻译开始了。

雨果的《随见录》有一篇《芳梯的来历》，叙述的是一个女子被无赖少年侮辱迫害的经过，对其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鲁迅给这篇作品取名《哀尘》，尘是尘世的意思，与小说之名同义。鲁迅在《译后记》中说：“……而彼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呼应着雨果作品中的感叹。

更能表现这时鲁迅的精神状态的是另一篇文章《斯巴达之魂》。这是号召国民起而斗争的作品。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对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沙俄早就想独吞中国东北，这个时期趁着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机会，出兵东三省，肆意烧杀抢掠，并向清政府提出许多不正当的要求。这一切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的爱国人士发起了“拒俄运动”，要求政府拒绝沙俄的条件。日本留学界闻知此事，立即在神田区的锦辉馆召开了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拒俄义勇队”，决心不惜牺牲，赶赴前线。当时报名的就有二百多人。大会还给清政府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古代希腊的斯巴达国反抗异族侵略的事迹：“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万，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云。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鲁迅写作的正是信中提到的这件故事，他的目的是激动中国人爱国的热肠。

鲁迅的文章有很大的翻译成分，他主要叙述上面提到的温泉门战役的经过，歌颂了勇士们的大无畏精神，配合当时的拒俄运动。例如：“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还有描写那屹立阵前，决心一死的勇士时话：“飘飘大旗，荣光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