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他们的生活极简朴。许寿裳说，留学期间，他记得鲁迅很少外出游览，他们只是一起去看过两次上野的樱花，也还是趁到南江堂买书之便，此外出门大多是到书店看书买书。

鲁迅的服装十分简单。在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时代，他穿制服，到了东京就全穿和服。平常出门，都是一套服色，戴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穿的拢裤，脚下穿皮靴。和服都是布做的，有单的、夹的、棉的三套，棉的极薄，还有一件外衣，也是夹的，冬天穿。在东京期间，就是这几套衣服，没有添置新的。周作人也注意到，大哥的棉被还是以前所有的一垫一盖，盖被厚而且重，冬天倒适合，春秋两季却也用它来对付，一直没有置买薄棉被。

为了生活，也为了买书、办杂志，鲁迅工作很刻苦。周作人来日本后，两人在一起，虽然都有官费，但经济上仍然很紧张，不得不设法再挣一些来补贴。正好湖北省要翻印同文会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在日本的湖北籍学生分担译事。鲁迅托人要了一部分稿子，来做校对工作。后来由于日本当局勾结清政府查封《民报》，主编章太炎被勒令罚款，一时拿不出钱来，正要被拉去做苦工时，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商量，挪用《支那经济全书》译本印费的一部分，交纳了罚款，解救老师于危难。

鲁迅有熬夜的习惯，在洋灯下看书往往到深夜，别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的，因为都比他先睡下。常常是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煤油灯和整理炭盆，看见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与鲁迅相反，周作人不惯熬夜。他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规律，终其一生如此。显然，他的作息安排更符合养生之道，这大约可算他比乃兄长寿的一个原因吧。

他们为《新生》杂志准备的文章并没有浪费，不久，又有别的杂志向他们约稿，这些文章得以发表。

《河南》杂志在留学生所办杂志中是较晚出的一种，顾名思义，是河南留学生同乡会办的。其实，他们只认识一个河南籍同学，而向他们约稿的却是安徽籍的孙竹丹。鲁迅和周作人写好稿，由他来拿走，日后也由他把稿费交来。

鲁迅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人之历史》，是以前写好的稿子，本来要发表在《新生》上的。后来陆续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篇比一篇长。长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内容丰富，而是那刊物的编辑喜欢长文章。从他们兄弟这方面说，长也有好处，稿费是按字数算的，愈长稿费越多。他们写文章，部分原因是为挣些钱补贴生活费。

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许寿裳写了《兴国精神之史曜》半篇，就是前面提到的署名“旒其”的文章，也发表在《河南》杂志上。

周作人后来把他们三人的这些文章称作是《新生》的甲编，如果《新生》得以出版，它们差不多够一卷的篇幅了。

鲁迅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是后两篇。《文化偏至论》分析了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指出其存在的偏颇。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即所谓洋务运动者，只看到西方有坚船利炮，想“以夷制夷”，等而下之，是保存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也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靠洋务运动，竞言武事，中饱私囊。鲁迅的主张是改造人们的思想，必须人先站得住，才能做出有利于社会人生的事业。也就是要“立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怎样才能立人呢？鲁迅提出的办法是“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受了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主要来源是尼采和施蒂纳等人。因为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行所谓多数统治，使得少数人在社会上没有了发言权。特别是少数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先驱，他们的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机会，他们的主张不被理解。而多数并不总是正确的。所以鲁迅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任个人，就是寄希望于几个“超人”，做群众的启蒙工作，推动社会前进。只有这样，中国的事才能做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